三、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的相關研究

（一）國外學者對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的研究

國外學者更多地是將網絡輿論綜合於更大范疇的大眾傳媒中來研究網絡輿論對政策議程設置的觸發，通過分析大眾傳媒對政策議程設置的影響，提出應該重視大眾傳媒的作用，但在實際應用中不應過分夸大其作用，應保持謹慎理智的態度。

美國馬克思韋爾·麥庫姆斯的《議程設置——大眾傳媒與輿論》[38]一書，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大眾媒體與政策議程設置的關系，他認為公眾對於某一事情的認識和關注度之間是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數量成正比的，傳播媒介越是對某一議題進行反復報道和宣傳,公眾對該問題的感知程度就越高。托馬斯·戴伊認為大眾傳媒對決策的影響有三點，即為決策者發現問題並設置議程﹔圍繞政策問題，影響別人的態度和價值觀﹔改變投票者和決策者的行為。[39]他也特別強調大眾傳媒對於人們關注哪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會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加拿大政策學者邁克爾·豪特利[40]認為,作為社會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大眾傳媒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和政府在一定問題和解決方案上的偏好選擇,但大眾傳媒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也是不應該被夸大的。唐納德·肯德在《事關重要的新聞》[41]中將傳媒的報道視為政策問題的觸發機制：如果問題是嚴重的，在得到有效曝光后，問題就會引起多數人的重視，就有機會進入政府政策議程。查爾斯·瓊斯認為政府政策議程的建立包括界定問題議程、規劃議程、議價議程、循環議程四個階段。

關於網絡輿論與民主政治之間關系的研究。德圖佐斯[42]認為電子公告板能讓人們自由地表達政治立場和觀點、井然有序地開展討論，成為擴大民主政治的有用工具。馬歇爾·麥克漢盧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論》[43]中預言隨著信息活動的增加，政治將逐步告別代議制民主體制，開始走向全民卷入政府決策行為的全新民主體制。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 [44]中認為，隨著網絡時代的興起，民主政治將會發生全面而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為各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是對傳統民主政治理論的致命威脅。

（二）國內學者對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的研究

1.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的關系研究。國內學術界對於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的關系探討基本分為三種。一是認為網絡只是一個虛擬存在的平台，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微乎其微。二是認為網絡對於政府公共政策的監督和影響目前雖未形成一定的體系和制度，但卻極大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在未來的發展中該理論體系也一定會完善起來。三是認為網絡輿論有利於政策制定者了解網民的政策訴求，更好地傾聽民意，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同時,網絡輿論也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小心謹慎地對待網絡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系。如郭昭如在《網絡輿情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以公共維權為視角的分析》[45]中提出兩個觀點：一是網絡輿情能夠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新的治理結構中，政府並不是唯一主體，通過網絡聚合成的聲音，一定程度上能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網絡輿情能否影響公共政策，影響到什麼程度，與政府對網絡輿情的態度以及網絡輿情反映的問題是否符合政府偏好或能否改變政府偏好是密切相關的。二是網絡輿情對公共政策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網絡輿情作用的發揮取決於政府態度轉變、網絡輿情自身缺陷的完善、公共政策民主體制的完善等因素。

目前，國內學者對於網絡輿論觸發政策議程的研究主要從壓力模式出發，研究網絡輿論中的壓力如何形成進而觸發政策議程的，然而網絡輿論觸發政策議程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和偶發性,並不是所有的網絡輿論都可以觸發政策議程。

2.網絡議程設置的過程模型研究。在論述網絡輿論觸發政策議程建立的過程中，吳紹山在《當下中國網絡民意與政策議程建構互動關系分析》[46]中根據網絡民意發揮作用的方式和路徑，通過分析網絡民意推動政策議程確立的典型案例，確立了網絡民意推動政策議程建構的三種模式：線上與線下參與互動模式、抵制與不合作模式、多主體隱性聯盟模式。

鄭萍、薛冰在《網絡輿論的形成機理及其影響政策制定的途徑》[11]中,將網絡公共輿論影響公共政策制定途徑分為網絡媒體與新聞媒體的互動強化、推動聽証會功能的發揮、強化公民請願與投票的訴求以及獲得專家與咨詢機構的支持四個方面。

陳國營在《網絡媒體對政策議程設置的影響研究》[47]一文中，基於壓力模式的視角，得出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過程的一般路徑，認為網絡輿論會產生足夠的壓力，從而對政策議程進行觸發。網絡輿論對政策議程設置的影響壓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網絡民意集聚的自身壓力﹔二是網絡媒體部分突破了地方和部門管制，招致上一級關注和干預從而帶來的壓力。這對於網絡輿論與政策議程設置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的開創性的研究。

宮月在《網絡民意輸入機制——政策議程設置的一種外輸入機制解讀》[48]中提出網絡民意的輸入機制的運行過程有四個階段：一是網絡話題集結階段。在這一階段又包括網絡話題的形成和網絡話題的凝聚兩部分。二是公眾議題爭辯階段。三是意見趨同階段。四是向政府部門施壓階段。

陳嬌娥、王國華在《網絡時代政策議程設置研究》中，採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利用公民自媒體數據，分析觸發公共政策議程的現象，提出政策議程設置的“自媒體觸發模式”，即網絡社會中應運而生的公民自媒體是當下中國政策—媒體—公眾議程設置中關鍵的助推力。[49]

3.網絡對政策議程設置的影響。魯先鋒在他的博士論文《網絡背景下的政策議程設置研究》中提到：網絡對政策議程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網絡自身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侵犯版權、侵犯隱私、網絡暴力、網絡詐騙、網絡色情、信息安全、網絡管理等，需要政府決策者對此作出回應。二是網絡對現有社會問題的強化效應，如官員腐化、暴力執法、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三是網絡縮短了議程設置的過程。”[50]陳新喆在《網絡背景下政府政策議程設置能力研究》[51]中提出網絡背景下政府議程設置能力面臨三個困境：政策問題選擇的困境、“網意”代替“民意”的困境和網絡虛假信息的困境。曾潤喜、杜換霞（2015）[52]通過對網絡媒介議程數據、傳統媒介議程數據和政策議程數據進行實証，研究對比網絡媒介議程及傳統媒介議程對政策議程設置的效果。研究發現，傳統媒介議程和網絡媒介議程對政策議程具有正向推進作用，傳統媒介議程較網絡媒介議程對政策議程的影響更為顯著﹔網絡媒介議程與政策議程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斷裂﹔網絡媒介的出現彌補傳統媒介議程局限性，議程設置主體更加多元，議程流向發生變化。李曉秋在《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議程的影響及其對策》[8]中提到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議程的正面積極影響：擴大公共政策的參與主體、有利於政府掌握更多信息、網絡輿論更靈活自由﹔其負面消極影響是信息的分化、網絡環境擴大了非理性化"非規范化言論的影響。鄭希平在《新媒介下我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優化研究》[53]中提出新媒介對我國政策議程設置的積極影響，表現在：反映問題，溝通民意，為我國的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問題﹔創建議題，彌合分歧，為公共政策議程的設置提供議題輸入﹔參與公共議程討論，達成共識，為政策議程的設置提供民意支持﹔監督政府議程，維護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公共性。新媒介對我國政策議程設置的消極影響表現在：問題繁瑣﹔議題混亂﹔公共議程情緒化﹔政府議程失真化。

4.網絡社會政策議程設置的新特點。單文盛、彭佳斌在《淺析新媒體語境下政策議程設置的新特點》[54]中，從政策議程設置的傳播者、傳播方式、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著手，提出新媒體語境下政策議程設置的新特點：議程主體多元互動﹔政策主體正向“自下而上”“交互性”轉變﹔議程內容呈現多元樣化趨勢﹔議程效果得到加強。

張允、王辰月[55]通過與傳統媒體進行對比來分析新媒體政策議程設置的嬗變，並得出四個結論：一是從議程設置主體看，傳統媒體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主要表現在議程設置主體的多元化，議程設置主體地位的平等性和不同議程設置主體的互動交叉性。二是從議程設置內容看，傳統媒體的權威受到沖擊。三是從議程實施過程看，傳統媒體的絕對主導受到牽制。四是從議程設置效果看，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受到掣肘。

費久浩[36]認為在網絡社會背景下，政策議程設置正在從權威動員式向網民觸發式轉變。網民觸發模式歸屬於公眾觸發模式，隨著網絡社會在中國的到來，普通民眾已經越來越多地在公共政策中發揮議程設置的原發性作用。而網絡社會下多數研究中所稱的“公眾議程”嚴格講是“網民議程”，所以傾向於稱其為網民觸發模式。網民觸發模式的基本進路為：普通民眾以各種網絡新媒體為平台，針對某一突發事件進行深入廣泛的探討，從而讓社會大眾在此議題上產生共同體驗和情感共鳴﹔隨著事態的縱深發展，伴隨著利益訴求和權利主張的提出，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和政治壓力。隨后，大眾媒體進行報道吸引更多網民參與討論。最終，公共決策部門決定將此問題列入優先解決的問題清單中，議程設置完成，政策變遷開始。而網絡社會中網民觸發模式與其他議程設置模式最本質不同在於該模式中的公眾議程是“原生態的”，是“經最少過濾或審查的”，是先於媒體議程或政府議程發生的，是最少受到后兩者形塑或控制的，因此也是最為接近公眾真實行政訴求和利益取向的。

楊淼[56]提到網絡輿論環境下我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過程的特征時，指出在網絡輿論環境下我國政府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模式有著積極的變化：從單向度、無政府反饋調整，到多向度、有政府反饋調整﹔從政府部門設置政策議題到政府部門、傳統大眾媒體、社會公眾、專業性社會組織共同設置政策議題﹔從封閉固化的政府決策程序、黨政部門決策權力高度固化，到開放演化的政府決策程序、黨政部門決策權力向公眾有限讓渡。

5.網絡輿論下我國政策議程設置的功能分析研究。關於網絡輿論下我國政策議程設置的功能分析，國內學者對其研究涉及較少。楊淼[56]提出網絡輿論環境下我國政府政策議程設置具有“扳機”“催化”“博弈”和“利益整合”四個功能。

6.優化我國網絡輿論觸發政策議程設置的策略選擇。陳新喆在《網絡背景下政府政策議程設置能力研究》[51]中針對政府議程設置面臨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解決路徑：搭建平台，收集潛在的問題﹔加強監督，規范信息的發布﹔提升能力，判斷信息的真偽。曾潤喜、杜換霞（2015）[52]建議網絡媒介議程和傳統媒介議程互動融合，共同推進政策議程構建。葉冰瑩、賴帝水在《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影響研究》[57]中對如何發揮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積極影響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建立多種官民網絡互動渠道，了解民情、聽取民意、集中民智﹔二是建立快速應急機制，政府把握輿論主導權﹔三是主流媒體要積極提高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關於如何規避其消極影響，他們指出：國家要健全法規條例，加強官員問責力度﹔健全網絡道德規范，營造“綠色網絡”環境﹔政府要明確在網絡輿論反映出的事件中的角色定位﹔“意見領袖”要正確與公眾議程互動。王一曼[1]從多源流理論出發提出優化我國網絡輿論觸發政策議程設置的策略：首先要抓住問題源流，確定政策問題，具體表現在建立順暢的網絡輿論表達機制、完善網絡輿情監測機制。其次要梳理政策流，包括重視專家學者的作用、優化網絡思想庫的構成。第三要借助政治源流，營造有利氣氛。主要包括有效重視和引導網絡輿論（完善網絡問政平台、完善網絡發言人制度）、關注網民情緒的變化。最后要把握政策之窗，推動源流耦合。要做到輿論壓力下的政策之窗開啟、政府換屆以及重大會議開啟政策之窗等。李曉秋[8]提出政府發揮網絡輿論作用的措施：一是增強網絡基礎建設，減少信息分化帶來的影響﹔二是建立和完善互聯網溝通渠道和表達方式﹔三是淨化引導網絡輿論，規范網絡輿論﹔四是建立運作靈活、回應性強的“陽光政府”﹔五是完善各項政策法律，保護網絡輿論的自由以及公眾的權利。

魯先鋒在《網絡背景下的政策議程設置研究》[50]中提出五條網絡背景下政策議程設置的改進方式：一是促進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議程互動﹔二是加強政府系統與網絡媒體的良性互動﹔三是推進非政府組織網絡策略的創新﹔四是建立多主體參與的利益表達機制﹔五是實現政策制定過程的程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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