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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倪萍：現場直播，前方的我其實在一個最顯赫的位置上，擁有的權力也最大。國慶40周年、45周年的天安門直播都是我做的，我在總控室，35個訊道隨時都可能切到我。
我在的時候，所有重大晚會我都是最重要的主持，首先我的力量來自信任，這個信任來自他們了解我，我能力有限，但我是最認真的人，所有的崗位和節目他們隻要交給我，我隻會給他們完成、絕不會把它掉下來，這種信任使得后來我在舞台上基本上就是核心。
那麼，反過來，因為放心，他們對我也不會有太多的要求和限制，我的想法都能夠得到嘗試和實驗。直播給我提供了很多能說廢話的機會，如果不是現場直播，都是用字幕提示器或背寫好了的稿子，就不大會有今天的我。現場直播導演會說：“這段時間沒節目了，我們濃縮了，你隨便說”，我就會即興說。
比如我看到主持這麼多期《綜藝大觀》了，很少有老年人來——我們的票當時非常難搞——我就說：“現場哪位朋友告訴我，你是帶著你媽媽或者你父親來看綜藝大觀的？”找了半天有個小伙子舉手了，我說：“好孩子，你真好，我們有了票了，先想著自己的孩子，我讓我孩子見識見識，實際上家裡最想出來看一輩子沒機會出來看的是我們的母親”，誰想著自己的母親？我說：“我們全體為這個孩子鼓掌”，“這個媽媽此時此刻應該最驕傲最自豪，這是孝順，不是陪媽媽吃飯就是孝順，給媽媽一百塊錢就是孝順”，大概是這樣一段話。
后來在我節目當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直發展到最后感人的事都往我那堆，今天說這個孩子快要死了，明天那個孩子得了骨癌了……我是那種眼淚特別不值錢的人、所謂眼窩子淺的人，發展到后來，大家說我煽情的時候，我也不是一點都不承認。任何事情都有分寸，我覺得我做得過了，我內心積累了太多，但觀眾不知道，於是我就自己感動了，觀眾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應該反過來，讓觀眾知道了，而我的感動已經完全埋在心裡了，觀眾就會感動，就不會反感。后來我也在總結我自己，其實大家看春晚，看夠我了，他們需要新的娛樂性的東西出現。
記者：王軍霞上春晚的那次，怎麼那麼激動？
倪萍：那年春節王軍霞的出現，其實我的原台詞規定：介紹了她之后，再說一段“祖國為你驕傲，你是祖國的好兒女”這樣的話，但我就是說不下去，聲音哽咽著。其實我這裡邊是有背景的。
我的習慣是在採訪每一個嘉賓之前，無論是大小採訪我一定見見本人，我會通上電，我要看看他。那天晚上快要直播了，她正在二樓吃盒飯，那時候王軍霞特別風光，馬俊仁都不讓人靠近她。我那時候也特別風光，我就直接進去了，跟王軍霞聊了兩句，王軍霞滿臉疙瘩瘦小地在那坐著，也沒有一個世界冠軍的風採。
過了一會，馬俊仁出去了，我說：“你訓練到底苦成什麼樣？”她停了一下，把襪子脫了，給我看了一下腳：十個腳指甲蓋全都沒有了，全是紅肉疙瘩，我當時就哭了。十指連心，指甲蓋都磨得一點沒有了，光是粉紅色的肉，作為人來說看到怎麼能不難受。我說：“不用說了，你快吃飯吧，我走了。”
后來我站在台上，王軍霞出現，我在介紹她的時候，心裡突然就想起這一幕了，她怎麼為祖國拼搏、馬俊仁怎麼領她練、怎麼拿車拖著她，這些已經在腦后了，在我心裡存著的就是我看到的那十個肉疙瘩。我當時就控制不住情緒了……
記者：你為什麼不對電視機前的觀眾介紹這個細節呢？
倪萍：沒時間介紹，春節晚會一秒鐘都是廣告時間。我現在經常跟朱軍說，你們最會煽情了，抓住一點素材就放大。我當主持人的那會，這樣的素材有的是，但我那個時候也不懂得細節和背景的重要性，你要把那些細節說出來觀眾就能接受。你前面都堵著，然后突然來一個，就會覺得很煽情。但是現在情況又發生了變化，觀眾可能心理上又有種需求。我認為一些電視節目煽情的成分太大了，我跟所有主持人見面都說，你們比我會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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