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沿问题

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沿问题主要涉及如下方面：公共媒体建设、行业内部整合与媒介融合、内容审查与行业垄断，以及新闻技术与观念革新等。正如上文提到，我国现存的传媒结构中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公共媒体。这是由于在双重属性和二元运作机制的定位下，传媒行业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利益取向和市场利益取向，忽略了公共利益。（李明，2010）目前来看，这种缺位使新闻媒介组织的预警功能弱化、交往功能受阻、监督机制失效、自律机制缺失，从而出现了新型的新闻寻租现象，甚至由“秘密寻租”转化为“公然创租”。如果说过去是由于行政力量的过分干预导致传媒的公信力下降，那么今天商业利益的过度介入同样在影响着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说：“一方面是‘党的喉舌’，兼有‘舆论监督’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进行媒体改革后演变成为一个市场实体”，“结果……媒介的商业利益膨胀放大，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单一属性。”（禹建强，2005：34-36）例如2013年10月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贿事件，反映出目前的新闻体制仍存在滋生职业道德腐败的漏洞。因此在未来，除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何有效培育一批具备行业自律意识和公共利益导向的社会化媒体，将成为新闻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目前，新闻传媒行业的内部整合仍在继续。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普遍衰减，报纸的衰退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市场份额、经营业绩及社会影响力连续几年呈雪崩式下滑，已经跌落到无力回天的谷底；电视媒体也在面临着较大的行业调整与洗牌，传统电视领域在未来会抽让出更多份额，为视频网站提供巨大机会。（喻国明，侯颗，郭超凯，2017）自2014年以来，在中央关于推进媒介融合的战略调整下，传统媒体开始着力推动新技术、新媒介与传统内容生产的融合。就新闻生产而言，重点抓采编发流程再造，硬件上以“中央厨房”即融媒体中心建设为龙头，创新媒体内部组织结构，构建新型采编发网络，实现管理扁平化、功能集中化，产品全媒体化；（戴莉莉，2017）软件上则以参与和互动的互联网思维为导向，通过引入对话新闻观念，将新闻生产转变成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沟通甚至于多向度的众包机制。（史安斌，2014）短时间来看，上述举措有助于延续传统媒体“内容为王”的优势，但媒介融合所要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首先，虽然高品质新闻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具备盈利潜力，但受众接纳度比预想要低，数字订阅用户很快接近饱和，网民还是更乐于接受零付费、快节奏、强感官刺激的内容呈现；其次是传统媒体在融合过程中的定位问题：面对媒体议程与受众偏好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新闻鸿沟，新闻媒体究竟是应该迎合还是引领受众？最后是传统媒体自身的历史积淀和价值传承问题：面对互联网时代对媒介公共性（media publicity）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呼唤，传统媒体该如何坚守自身的深度性、严肃性、公正性和批判性，而不是服务于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传统媒体的发展受阻和日渐式微，相应伴随着门户网站、视频网站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的强势崛起，也由此引发了关于行业垄断和网络内容审查的道德关切。2016年11月4日，东方网总裁、总编辑徐世平就旗下微信公众号《新闻早餐》被封一事向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发表公开信，指责后者“掠夺公共资源”，“利用平台垄断危害新闻行业”。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有关网络资源分配和网络内容审查的大讨论。无疑，面对互联网当中流窜的虚假信息和低俗内容，适度监管措施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监管的主体是谁，边界在哪，如何确保监管过程符合公众利益，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中尚缺乏明确的规定。从既往的新闻实践来看，政府本应扮演起监管的角色，但面对传媒资本的不断扩张和网络声量的日益壮大，其自身在政绩压力和舆情管控压力下也不得不作出一定妥协。公众话语缺失、公共媒体缺位、公民参与缺席、资本扩张缺少有效规制、传统媒体缺乏资源途径，是我国目前新闻体制转轨缓慢的症结所在。

总体而言，互联网虽然为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但风险与机遇并存。当前，不少业界和学界人士期待着技术变革能够为新闻实践的理念范式和体制模式带来破局。（史安斌，张耀钟，2016）特别是立足于使受众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和对现实情境高度仿真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技术，从而带动新闻传媒行业实现“内容转向”、“业态转向”和“模态转向”。（史安斌，2016）此外，诸如无人机新闻、大数据新闻、机器人写作、游戏式新闻等新式概念不断被提出，反映出科技力量对这一古老行业的强势侵殖。不过相应的，这种侵殖同时也将上述技术发展带来的普遍问题植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域中。例如“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人的异化加剧”“人工智能是否会令人文精神凋零”等问题同时也可置换为“机器人写作是否会带来新闻人的异化加剧”“机器人写作是否会令新闻匠人精神凋零”等。如果说在过去，体制主要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如今管理机器的重要性愈发凸出，因为人们可以更多地看到科技背后的权力和资本，以及它所具有的全面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丁耕，罗岗等，2017）这些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人性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不仅关乎新闻事业的发展，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前途方向。

四、 余论：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体制改革刍议

正如前文所说，本文作为新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的概览，无论是碍于篇幅还是限于思力，均无法事无巨细地描绘新闻传播领域具有前沿属性的所有问题，即便是文中所择选的问题，也仅仅是笔者立足于对当下社会热点和时代前沿议题之学理判断作出的主观之举，肯定尚有许多问题未能一一涉及。比如全球格局下的政治家办报、如何变国际新闻为全球新闻、信息时代下的新闻立法与新闻伦理、参与式新闻中的新闻价值，等等。其中有些已有学者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有些则暂时脱离我国国情因而不予采纳。但概言之，我国新闻体制要想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实现突破，上述问题必然是无法绕过的。

在8.19讲话中，习近平在谈到关于宣传工作具体要求时，引用古语“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势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对此，本文不啻满足于对新闻事业的前沿问题作浅尝辄止的梳理，亦尝试阐述几种探究新闻体制改革方向的理论模式，以作未来研究之方向：

（1）“体制演进论”，即认为体制变革具有某种线型渐进性，将自上而下的改革意志、体制内在的目的性及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看作是驱使变革的动力。该理论认为体制改革是一个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因而存在一种理念式（ideal）的目标体制。（参见孙旭培，2013：170）如果采用这种视角，那么新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与我党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保持一致，所谓服务大局，但这种视角容易忽视改革主体的主观创造力以及改革情境的复杂程度，也缺乏对改革过程之迂回反复特点的理论阐释。

（2）“体制转轨论”，即强调由新闻官方职能部门推动的新闻媒介运营规范的创新，将变革的动力归因于新闻从业者的能动性以及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机遇，认为改革行动的出现是改革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这种视角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虽能有效发掘和调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微观要素，但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新闻媒介组织作为“事业-企业”实体运作的一面，从而忽视了体制改革作为制度设计的政治属性以及新闻事业同时代命题之间的映照关系，易言之，容易在价值层面缺乏正当性。

于是，有学者在总结前两种理论的不足后提出了（3）“体制改造论”，即强调体制改革的行为之“变”与原则之“不变”的辩证关系，指出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由于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因此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必然受到“不变”之基本原则的规制，因而被限定了改造的边界。职是之故，新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在于“创造”新的体制，而在于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空间，从而使“易变”的新闻活动更为制度化、更可预测。（潘忠党，1997）笔者以为，“体制改造论”受制于历史局限，过于低估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革速度，这种对体制内部进行小修小补的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型技术情景下的传媒发展。

一种比较时兴的观点是（4）“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论”，（杨泽伟，2015：221-233）即认为技术发展日渐成为可以主导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社会可以选择技术，技术也可以决定社会行为。若持这种视角，则新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一套以互联网为逻辑起点的制度模式，要赋予媒介技术以主体地位，不仅要重新定义媒介与国家、社会、私营及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还要更新与此相关的各种衍生概念和思维模式。这种观点等同于彻底否定了现行的大多数新闻体制，带有浓郁的后现代色彩。至多代表一种可供参考的思维倾向，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过新闻体制改革应考虑到强制性变革与诱致性变革的结合，（吴高福，唐海江，2003）或者研究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规则”，（李明，2010），或者革新思路，改造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思维和方法，（张天培，2016）等等。可谓蔚为大观。

诚然，在这一问题上，学理的介入总是显得捉襟见肘。一种关乎体制变革的审思与其说能够为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不如说是提供有限的视角（perspectives）以透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新闻事业以及这一事业赖以发展那些根本理念和理想。就其创新的理路而言，如若不能以一种负责到底的心态认真谋划和建构复杂的改革蓝图，不如将思想的着力点对准改革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焦点，清晰梳理其发展脉络，准确描述其现有面貌，从而严谨预测其未来的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的“问题转向”和“人的转向”，正是要求放弃形而上的臆想，直面问题的现象。

无疑，新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充满复杂性的工作，它不仅承载着国家对于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期望，亦承载着几代新闻人的新闻理想，也承载着每一个社会人关乎理性、和谐、安全、文明、自由的社会期盼。正所谓所欲达致者，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学理介入，正如其上述特质，当构成一项长期的工作，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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