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叙事：从“封闭式宣传框架”到“互动式问题框架”

3.3.1 事件性质：微博场域负面事件得以发声

根据表3-3，两个场域选取新闻的事件性质差异显著（X2=20.220，df=2，p=0.000）。报纸中正面事件占据压倒性地位（70.1%），如政府的英明决策与优质服务、农民工收入增长或个人的成功经验等。负面新闻则较少（17.5%），且大多是描述结构化的现象，并不显现强烈的利益冲突，如《在城市，生存不是容易事》、《农民工养老，难在哪？》等。比较明显的冲突事件报道只有两篇，即《“菜篮子”项目成了欠薪工程》和《15万棵树，为何死了一大半》，这两篇的写作时间都在两会前夕，故它们得以发表可能蕴含政治控制的因素。在我国，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了社会冲突以反结构的意义，因此国内的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都极力规避社会冲突问题，把它看成是政治的负面效果 。这为《人民日报》中负面新闻的缺失提供了依据，但这种规避并不利于社会冲突的协商与解决。

表3-3 媒介场域与事件性质的关系

微博报道中，正面、负面新闻基本平分秋色（44.0% vs 46.6%），说明“@人民日报”更合理地控制了不同性质新闻的呈现。其中既有道德模范、党政服务等正面宣传，又有揭露社会问题的负面声音，甚至出现了表现官民对立的新闻，如“女工讨薪遭民警踩头发 警方称角度问题”。这些负面报道发布及时、措辞严肃，有利于发挥媒介舆论监督的职能，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进而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正面事件与负面事件互补共存，表明“@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实际上在维护既有秩序与协调社会冲突之间寻求平衡，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其建构的“拟态环境”可能更接近客观现实。

3.3.2 角色形象：微博突出社群的现实困境，富于人文关怀

对于农民工角色形象的呈现，《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也表现出显著差异（X2=48.177，df=4，p=0.000）。报纸往往把农民工塑造成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的群体（56.7%），而党政机关则被再现为农民工利益的代言人、兼具智慧与力量的领导者，从而形成了“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模式，农民工的话语和利益表达空间被党政机关垄断。如《“充充电，好发展”》、《促进就业 优化服务》等报道，将农民工的生活与工作都描述为依赖政府公共服务的事务，而农民工只是缺乏能动性的受益者。有学者指出，为农民工排忧解难体现了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但是这类再现往往有政绩宣传、树立政府形象的痕迹，按照惯常的社会心理，既然受苦受难者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帮助和爱护，那他们的苦难就不再值得公众去同情 。因此，大量“受助受益”形象的塑造不利于真实再现农民工的整体面貌，也不利于引导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农民工的关注与帮扶。

与负面事件大量发声相呼应，“@人民日报”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以“困苦无助”为主（47.4%）。这样的媒介形象可能更符合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状况，反映出社会不平等、利益剥削等问题。类似“地上仅铺一张凉席”、“34℃高温睡马路”等“困苦无助”的表述更加深了受众对农民工现实苦难的认知。此外，微博还将农民工的形象置于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现，如公交车上、厕所前、过街地道里等，使受众意识到农民工问题与自身生活的接近性。这样的形象建构为社会救济的倡导提供了基础。

表3-4 媒介场域与角色形象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受苦与受助两类形象外，《人民日报》更倾向于展现“积极自主”的形象（16.5% vs 3.4%），如具有发明家、文艺团体或人大代表身份的农民工，他们通过努力、毅力与责任感赢得了成功，但这些个人或团体往往属于社会的政治或文化精英，不能代表农民工群体的普遍情况，也不能引发社会对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对自身的认同。对他们的报道只是用以树立典型，带有直接宣传的性质。

微博则更加侧重“质朴善良”（17.2% vs 0.0%）的形象，且这一形象在报纸中从未出现过。具体体现在“89岁老人倒挂阳台 农民工托举救命！”、“农民工露宿街头捡弃婴 奔走十余小时救孩子”、“农民工勇斗歹徒感动荆楚”等好人好事或见义勇为的微博报道中。孙立平教授认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 。“@人民日报”对农民工善良品质的报道频率显然具有消除偏见、呼唤尊重、为农民工还原健康形象的积极意义，具有人文关怀精神。

3.3.3 态度评价：微博重视网民的力量，且更具批判精神

纵观《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对于农民工报道的评论可知，其态度指向亦有显著差异（X2=73.875，df=6，p=0.000）。报纸主要的态度是褒扬党政机关，其频率远高于微博（42.3% vs 6.0%）；其次则是为政府建言献策，频率亦高于微博（29.9% vs 12.1%），这说明《人民日报》囿于党政宣传的“喉舌”性质，在塑造党政作为政治家、专门家、实干家的同时，常常附以对党政机关有所作为的肯定，并认为所有的现实问题都需要党政机关来解决，以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如《返乡农民工，缘何路迢迢》、《如何走出“三难”困境》两篇报道中“融入还需政府帮”等表述，强化了党政全能、智慧的正面形象，却忽略了个人和社会的救济办法，不利于社会的自我协调。

表3-5 媒介场域与态度评价的关系

“@人民日报”的态度表达相较母报更加多元化（其他18.1% vs 7.2%），且以社会动员为主（23.3% vs 3.1%）。它没有将所有社会现象或问题都寄期望于政府，而是重视网络上的社会内生力量，因此注重与网民形成对话，呼吁网民采取行动。其社会动员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号召人们尊重与帮助农民工，如“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请尊重他们”、“帮帮好人！”等祈使句式的表达；二是与网民互动，引发讨论，一般以疑问或祈使的口吻提出，如“看到如此场景，你心痛了吗？”、“为好人点赞”等。无论倡导实际行动还是微博互动，都彰显着“@人民日报”重视网民力量、与网民平等对话的传播姿态。《人民日报》新闻协调部主任曹焕荣称，“@人民日报”在发布微博时比较注重观点表达，即使是事实信息的发布，也往往加一句“你怎么看”之类的话引发网友的讨论 。这也证明“@人民日报”服膺与受众建立平等互动关系的运营理念，一改母报“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思路。

同时，“@人民日报”表达的批评态度也相较母报明显增多（19.0% vs 3.1%），微博更强调抨击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如“农民工‘创意’讨薪尴尬了谁”批评用人单位的不诚信行为，“别让血汗钱在牌桌上打水漂”批评农民工个人的“面子心理”等。这些报道都强化了新闻传播“社会规范强制”的功能。另外，微博中问责公权力的评价蕴含着舆论监督的重要意义，是党政机关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动力，能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公权力内部的自我调整。如问责太原政府的新闻“女工讨薪遭民警踩头发 警方称角度问题”一经发布，舆论哗然，太原政府无奈在4天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情进展，宣布逮捕涉事民警并赔礼道歉。“@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力量可见一斑。

3.3.4 小结

根据事件、角色与态度三个指标的结论可以发现，《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的叙事框架同它们的议题框架有密切联系。《人民日报》在农民工报道中突出的叙事逻辑是农民工受到党政机关的帮助，党政始终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人民日报”的逻辑则是农民工面临诸多困境，但他们依然保持善良品性，并非咎由自取，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显然，《人民日报》的叙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是政治精英的话语再现，党政权力在报道中被过度编码。这样的叙事框架源于作为“施者”的党政机关的单方视点，不能建构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本文把这种封闭的、孤立的、以党政宣传为主要目的的叙事框架称为“封闭式宣传框架”。与此相对应，“@人民日报”的叙事策略强调社会问题的揭露，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解决问题，在态度上侧重与受众交流，本文将其称为“互动式问题框架”。这一叙事框架中宣传意味有所减弱，农民工的主体性身份得以呈现，这为农民工形象的真实再现提供了契机。且该框架对问题的揭露是以社会各方共同解决问题为目的，具有指导社会实践的警示意义，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宏观概念、中观议题、微观叙事三个层次比较《人民日报》及其微博有关农民工议题的报道框架，可以对《人民日报》在微博场域中新闻框架的转变情况作出如下总结：

（1）微博的立场草根性更强，面向大众化的社会生活，直接的政治宣传色彩减弱；

（2）微博更具人文情怀，更具批判精神，因而也更显社会担当；

（3）微博更重视与受众展开互动，传递社会价值，鼓励社会参与，以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

那么为什么“@人民日报”要调整母报的新闻框架呢？汪晖教授指出，网络是社会性的空间，不是价值中立的、完全自由的空间。因此，对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同样需要进行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 。《人民日报》在微博场域新闻框架的转变，是“@人民日报”运营团队为了适应网络对现实中传播权力的重组而调整传播策略的结果，这种权力的重组则主要反映于网络互联互通的特性对个体力量的激活。网民通过社会认同联结为一种网络化时代的新型群体，这种群体在人数规模和存在空间上可以快速膨胀，在沟通效率和传播效应上也会成倍放大，潜藏着强大的社会力量或社会权力 。因此网民的需求是传播者意图在网络上生存和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而“@人民日报”的草根性立场与大众化导向客观上更贴近受众生活，因而也更能满足受众需求。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言，新闻出现对民众的关注，与传媒体系的某些部分更能回应受众的要求、传媒工作者对精英主义有所调节不无关系 。

另外，有学者将新闻视为一种“公共记载”，报刊等媒介是让人们“熟悉实际世界”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想要获得合法性，必须得到受众的信任而不仅是满足受众需求 。《人民日报》强调直接的政治宣传，对农民工议题正面事件、典型人物等维度的选择性呈现虽能满足新闻的“表面真实”，却不符合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本质真实”，因而不利于受众对其建立稳定的信任。而“@人民日报”则并不回避负面事件，较为客观地呈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引导受众解决农民工问题，其报道策略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担当，与受众的社会认知相吻合，因此“@人民日报”能在开通后短时间内建构受众心中的合法性地位，积累庞大的粉丝量。

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还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仅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还是共同信仰的表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日报”遵循“受者本位”的报道常规，获得优良的传播效果，具有维系社会共同体、巩固主流价值观的作用，这也是《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履行宣传工作的最终旨归。而产权性质决定了“@人民日报”同样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党媒形式，其面向社会生活、传递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框架是在微博场域中宣传理念的一种表征，这种新的宣传理念与其母报相去甚远，实际效果也更佳，本文将其称为“宣传2.0”。

《人民日报》在微博场域中新闻框架的转变不仅是传播策略的调整，也是新闻改革、媒介转型的必然趋势。网络中传播权力的重组对传统党媒的主流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人民日报”的突围无疑是一个有益范本，颇具参考价值。从“@人民日报”的新闻生产逻辑可以确证，在网络中开展宣传工作必须着力建构媒体的权威性，而正如单波教授所言，“‘权威’是来自强大的新闻生产力，强大的品牌与内容，强大的创意能力，强大的媒介竞争力。‘高度决定影响力’，这才是我们党媒发展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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