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社会：中国语境下的现实与未来【3】

三、延展与联动：线上文化投射线下引发的现实影响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往往使得网民混淆“真实”与“虚幻”，而“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载体、功能设计，影响并加剧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4］，亦致使线上的网络文化与网民线下的社会文化常常是相互勾连、互相影响，却又随着网络信息的接触度和认同度的升高而逐渐成为建构人们当下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分组讨论上，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就传统媒体与网络论坛之间是否具有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问题展开探讨。在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度剖析后，她指出网络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网民对“官商勾结”“忽视民意”“公民抗争”等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的关注比传统媒体更为持久。两者相较之下，虽然传统媒体具有更强

烈的议程设置影响，但很显然，在报道取向的影响作用方面，网络论坛起着更大的影响。可见，网络媒体正日渐成为民众心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平台，亦由此延伸改变着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者张诗蒂、韩拥兵在对众多微博用户的解读中，发现其逐渐形成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并以图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用户在新型虚拟社区中关系网络的形成，指出，借助个人的关注对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链条在客观上已经建立起来，而通过这些无形的链条，事实上就形成了无数外在的关系网络。这种“链式”的建构特点正使得网络社区中群体之间的“强关系”得到巩固，个性化、小众化群体亦由此逐渐生成。

在提及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时，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深刻地指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人际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并使得二者的转化成为可能，这为新的社会流动和变革带来了希望。同时，结构洞中介位置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传播链条中的权力作用，内在于新兴的传播网络中的权力正在和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冲突”。当下网络传播的发展改变了线上线下人际关系的强弱，以虚拟性和匿名性为主导的传统的网络传播中人与人之间是零散的、独立的，无须隐藏和负责任地发表个人意见；而在以熟人圈为主导的微传播时代，以网络社区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模式强化了人际关系和群际情绪，亦正如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陈瑞华所指出的，社区媒介与公众情绪联动在事实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提升公众情绪的同时催生了集体认同感，成为促成公众“微政治心理”的重要源头之一。

学者们还将眼光投向了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具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群体性事件集合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民众相对剥夺感、政治弱势以及不信任感等复杂情绪和心理，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部分网民发泄、煽动情绪的欲望，亦造成了突发事件的放大与恶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董天策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极大地影响着诸多现实问题的走向与解决。在一片对群体性事件的批判和质疑声中，董教授另辟蹊径地强调：“从网络民主视阈出发来审视网络集群行为，将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网络集群行为都是极富建设性的网络公共表达，在推进信息公开、实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此外，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春雷教授和曾娅洁在针对昆明PX事件中青年记忆与认同的建构问题时也提出，民众防御环境风险、抵抗政府，甚至逆向理解媒体、上街游行等一系列行为的发生也正是其风险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过程，是网络民主的表现。

最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谢静教授重新审视了互联网的发展，认为“社会本身也是网络化的”，并由此深入地指出网络化社会中人们不仅要传递信息达成共享，更要构建意义传承文化。依学者所言，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其不再仅仅是信息爆炸时代内容传递的工具，更是一种人类文化的传承中介。网络内容的创新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建构，在拓展了传播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建构着社会集体的当下认知，亦传承着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