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社会：中国语境下的现实与未来【2】

二、虚拟网络空间发展下具体问题的凸显

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以及相对自由等特征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传播的权利。然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意识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公众的认知。以网络新闻报道个案为例，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耿益群副教授以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揭示网络媒体以男性视角污名化、歪曲化报道大学女教师形象，并造成社会普遍对该群体认知的偏颇，由此提出若要彻底改变现状，不仅需要女性教师在公共领域发声、参与公共事务，更需要媒体从业者自身改变刻板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在网络内容的信息生产问题上，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任慧就媒介的内容生产与治理机制问题做了深入的描述，指出新媒体传播生态突变对内容的创作、收集、存储和传输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媒介时代的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面对信息源不确定、社会性媒介自内容失衡、内容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以及内容转移风险等隐患，其提出的以内容加工为主、内容创造为辅的“立体网络化的非线性生产模式”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议，并就信息的治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小高潮。结合自身学科领域，任慧博士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治理理念为引导，建构新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等相关应对措施。

在网络信息内容生产时，除了网络媒体专业人士自身媒介素养问题获得众多学者的关注之外，还有以新闻事实的目击者、参与者、知情者为主体的新闻源主体人群也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注意，其过度的活跃不仅容易影响新闻生产的流程和内容，而且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方艳就此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她认为正确对待新闻源主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既需要积极汲取活跃的新闻源主体传播资源，同时，亦需要正确定位活跃的新闻源主体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活跃的新闻源主体更类似于当下的网络舆论领袖，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影响，甚至改变着部分网民的认知，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发声人”，更是民众意向的“引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着网络事件的“挑衅者”，而这恰恰需要网络制度或规则的及时出台予以约束。

媒介制度“是关于传媒领域的博弈规则，它用来规范传媒资源的配置，限制传媒领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3］。网络社会言论的自由发表必然会引起学界对自由信息发布规范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张冠文教授着眼于互联网自由交往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博弈，就互联网与既有媒介制度的冲突展开探讨，他认为只有建立多种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系，才能遏制互联网的乱象丛生。现实语境下网络文化的机动变革需要作动态细致的考量，要达到线上与线下文化的融合统一，更是需要将其放入与现实社会的联动思考中来深度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