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公共领域视角看《中国好声音》的民主价值【3】

二、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看《中国好声音》

华裔学者Jingsi wu曾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分析过《超级女声》这档节目[3]。她认为，当时人们在审美公共领域中谈论这档节目时，有一些议题是关于这档节目在促进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中的价值的。首先是这档节目的运作方式，即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选手是否出线和最终获胜。她认为，这种节目的运作方式无疑具有直接的民主启蒙价值。虽然人们对于这种启蒙价值是大还是小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种破天荒的举措无疑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民主实践机会的广大民众“吹来了一股新风”。其次是节目环节中主要冲突的设置：选手与节目评委的二元对立。因为人们在观看这档节目时，倾向于把选手视为“年轻、勇敢、反传统、自我奋斗”等正面形象的代表，而把评委和节目制作方看成“传统、权威、精英主义、压迫”等负面形象的代表。再次是节目的内容，歌手们演唱的是充满个性的流行音乐，她们都是草根阶层，这都为节目增添了去精英化、追求个人奋斗自由及机会平等的民主主义元素。

那么，如果以同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好声音》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首先，全体观众参与投票，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选手胜负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2007年9月21日，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细则，明确表示此类节目“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7]。因此，在此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选秀节目都没有了全民通过电话、短信投票参与评选这一环节。虽然观众投票这一环节并没有因此退出舞台，但参与投票的观众仅限于“场内”，大大降低了投票的代表性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真实感。再加上综艺节目中的场内观众从以前主要是普通人参加转变为招募受过专门训练、配合节目流程的“专业观众”，这种投票其实已经形式化了。而《中国好声音》邀请99家媒体记者到比赛现场组建“媒体评审团”的做法，我认为是投票形式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它把媒体的意见当作广大公众的意见，以此来显示获胜选手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观众及学者对这一举措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媒体评审团的介入反而影响了媒体参与报道这一节目的公平性，而人们反对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的最大原因，是“媒体与媒体人的身份差”[8]。也就是说，参与评审的记者的观点其实并不能代表其所服务的媒体的观点，而媒体评审团的观点也不能代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不同个性的受众的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好声音》的这种“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媒体评审团的结论与受众观点相左，就有可能伤害参与评审的各家媒体的公信力，甚至使受众对民主投票这一程序失去信心和兴趣。

其次，过去节目中选手与评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与学员之间是一种妥协与合作的关系。该节目中的导师不再像从前节目中的评委那样与选手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因此在这一档节目里观众看不到导师与学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场面。当然，与在电视上直播互吐毒舌、互相攻讦为卖点的其他节目相比，这档节目要“健康很多”，国家广电总局2007年的“限娱令”也同样规定节目主持人之间“不得相互挖苦、吹捧、调情”[9]，但细看其设置的故事模式，就会发现它所鼓吹的是一种向精英阶层妥协的价值观，一条“出门遇贵人”式的成功之路：学员只有在受到导师的“赏识”，并在导师的带领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其实与追求人人平等、自由、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价值观存在冲突。

再次，内容的通俗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好声音》中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似乎非常“接地气”。但是从它的赛制来看，相比较没有参赛门槛的《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都是通过高门槛选拔来的，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和实力。尽管节目组给每位选手都“量身定制”了一些励志故事，但是他们的草根身份很快就遭到了网民的质疑，一些选手被挖出是“选秀专业户”，这对于节目本身的公信力来说是一个打击[9]。因此，《中国好声音》所鼓励的“个人奋斗”是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的奋斗之路，这个舞台上所实现的梦想其实与普通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