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參與、互動及場景共同體的形成：以微信紅包為例

就本文論述的以春節（春晚）為主要場景的“場景共同體”的形成來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主要是微信）為其提供了新的參與路徑、互動平台﹔微信紅包則具體實現了成員之間參與、互動，這種參與互動主要目的在於以娛樂的方式對傳統文化和共同情感的體認，而春節（春晚）作為重要的場景，則成為激發社會成員共同情感，連接社會成員參與、互動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形成“場景共同體”的一種外部機制。

(一)以春節(春晚)為主要場景的紐帶作用

任何一種媒介，其發揮作用一定是與現實條件相關聯而產生的。社交媒介引導成員的參與、互動最終形成共同體也一定是和現實場景相關聯的。而場景，一方面為社會成員的互動提供了時間和空間。另一方面，場景又規定了在場景中的社會成員和行動者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認同、價值立場和觀點信仰等深層次因素。春節（春晚）就是這樣的場景。

從時間的維度上講，春節本身是舊時間的結束和新時間的開啟，它蘊含著人們對過去的總結和對未來的展望，人們將自身的活動集中在這一段時間內，形成一段時間內大范圍的交流和互動。同時，從空間上看，春節作為一種習俗、一種節日和一種文化儀式，它起到的是在空間上對社會動員的作用。而這種社會動員的力量在於春節尤其是除夕意味著一年四季出門在外的人能夠回家，意味著團圓。而分屬不同地理空間的人們無論多遠，回家團聚總是一種期盼。在這樣的文化場景下，大規模的人口空間活動得以實現。

從春節場景本身所具有的規定社會成員的文化傳統和價值立場的角度看，春節作為一種文化儀式，具有一種感召力量，它召喚所有的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認同的人（中華兒女）從天南地北回到家中，同時也回歸、參與這一場民族共同的儀式。而作為個體，受到春節這一文化場景的召喚，也會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比如，遠方的人回家、購買年貨、送紅包或者親朋聚會。這些具體的行為都因為春節這一場景而成為可能。因此，一定程度上，作為場景的春節實際上作為一種紐帶，調動了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認同的中華兒女的參與和行動。而這也為社交媒體在這一場景中發揮作用提供了外部條件。

(二)微信紅包以社交媒體為平台引導用戶參與互動

在以春節為場景的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春節微信紅包主要是以微信這種社交媒體為平台進行傳播，從而引導社會成員參與互動，最終通過以娛樂的方式對傳統文化（習俗）和共同情感的體認實現場景共同體的。

1.社會成員對傳統文化和共同情感的體認。一個新事物出現的時候，人們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新的特點上，而如果是研究者，就應該看到這一新事物與舊事物的聯系及其環境的變化對人或事件如何發生影響。[19]3而微信紅包就是這樣一個新事物。但是，微信紅包又不是一個憑空想象出來的新事物，它是以新的傳播技術為依托，以春節為場景對傳統春節文化元素的開發，而這有利於激發用戶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對傳統情感的延續。由此，用戶即使在新媒體環境下也處於一個“類傳統”的文化環境中。

例如，在傳統的春節中，送紅包是一種習俗。現今的“壓歲錢”在古代傳說中是鎮妖祈福的壓“祟”錢，到明清時候則成為用紅色繩子串起來的銅錢，民國時候開始用紅色的紙包裹，而現在，紅包出現在除了春節之外的更多的場合，例如結婚、孩子滿月、生日、喬遷新居等等。在送紅包交往活動中常常蘊含著長輩對晚輩、朋友之間和同鄉之間的美好祝願。而在社交媒體的環境下，微信紅包則是對傳統紅包文化的傳承和延續，這樣依據新的傳播平台社會成員依舊能夠對傳統文化進行參與和體認。例如，依托微信平台，微信紅包的派送突破了時空限制。無論是身在何地，隻要有網絡，隻要微信賬戶有錢，就可以為你聯系的任何人派送紅包。由此，社會成員通過對微信紅包的使用，使得其進入到傳統的面對面送紅包的春節場景中。

2.參與和互動：微信紅包的技術設計以及平台的互動性。就微信本身在春節這一場景中的表現來看，其作為社交媒介進行的微信紅包傳播活動更多的是一種儀式，而非傳遞信息。正如詹姆斯凱瑞所言“如果說傳播的傳遞觀其核心在於訊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為目的），那麼傳播的儀式觀其核心則是將人們以團體或者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聖典禮”[20]28,在這種“神聖典禮”中，社會成員被微信紅包以“共享”“互動”“游戲”等方式納入其中，形成基於文化場景的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微信紅包的技術特性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就微信紅包本身的技術特性來看，其產品簡單易用，幾乎沒有任何門檻。用戶隻需要打開微信，點開微信紅包，選擇普通紅包或者拼手氣群紅包，設置紅包個數和總金額，然后將其推送到相應的個人或者微信群中就可以了。至於收紅包，更簡單，隻要點開，然后拆開紅包就可以完成。這種簡單易用的產品特質使得任何有興趣使用微信紅包的用戶都可以參與其中。社會成員在參與的過程中，實際上是重復著以往的以面對面進行的紅包派送和接收的體驗。在這種重復體驗中，社會成員獲得的是共同的關於紅包的記憶和情感。

其次，微信紅包也具有社會特性。其中，最具有參與性、娛樂性和游戲性的是拼手氣群紅包。拼手氣搶紅包不僅僅是一種游戲，也是一種儀式。紅包用戶隻需要設定總金額和紅包個數，至於誰搶到多少是通過隨機分配進行的。而這種不確定性卻調動了用戶的參與性。在搶紅包的過程中，同時也是一個“人品”和“手氣”比較的過程，每一個參與的用戶都會因為自己搶到紅包的大小而產生相應的情緒變化。同時，用戶也有可能將自己搶紅包的結果分享出去，使得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這樣，微信紅包的“搶”“發”以及“晒”實際上是對傳統的面對面送紅包和收紅包這一春節行為和儀式在移動社交媒體中的延續。這在增加社會成員（微信用戶）的活躍度、參與性和互動性的同時，也是對傳統文化形式的認同，是對收發紅包產生的共同情感和集體記憶的體認。因此，從這一場景來看，社會成員在發送微信紅包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在“體認和共享著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儀式、一種文化、一種與族群、社會、共同體的精神溝通”。[21]70

再次，微信紅包與春晚相連接，形成了全面參與、互動的共同體。微信紅包通過和春晚聯合，實現了跨屏互動。這種互動方式，一方面體現了社會成員對春晚這一場景新的參與途徑和方式，而這種途徑和方式又提高了成員的參與度。根據著名艾媒咨詢最新發布的《2015年中國手機網民參與“春節紅包”活動調查報告》顯示，在這次春節紅包大戰中，受訪手機網民76.4% 參了微信紅包活動，61.3% 參與了手機QQ紅包活動，57.2% 參與了支付寶紅包活動。[22]這說明，大部分社會成員通過微信這一社交媒體參與到春晚這一場景中。與此同時，微信的“搖一搖”功能為社會成員參與春晚實現互動提供了“入口”。隻要用戶通過微信“搖一搖”就能夠參與到春晚中，根據統計，微信在央視春晚的直播活動中通過“搖一搖”功能總共發送高達5億元的微信紅包，尤其是在22: 30，“搖一搖”紅包發送達到了最高峰——1.2億個紅包，這是2014年除夕夜峰值的4800倍！而總次數的峰值達到8.1億次/分鐘。[23]這都表明了社會成員通過微信而達到的對春晚的深度參與。在這種深度參與的過程中，社會成員強化了自身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意識。另一方面，社會成員通過跨屏互動參與到春晚的場景中，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行為，而這種行為的相似性又強化了成員之間的身份、文化和情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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