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忠的建議一是加強立法,健全消費者保護機制。目前,我國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法律體系不健全,缺少上位法,更沒有專門針對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相關法律內容。因此,應適時出台相應的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制度,從法律層面界定互聯網金融的相關問題,規范市場主體的各項行為。同時,應明確相應的互聯網金融管理部門,細化管理職責,出台行業規范,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有序發展。
二是強化互聯網金融的信息披露。互聯網金融行業由於缺乏信息披露相關規定和硬性要求,經營者對信息的披露缺乏積極性,特別是對銷售產品的相關信息,包括收益率、期限、風險等,缺乏信息披露的動力,因此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有關部門應及時出台“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相關規定”,參照目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以及實際要求,規定互聯網金融經營者應對產品、服務及運營等情況進行詳盡的信息披露,確保信息對稱,幫助消費者作出理性選擇,降低消費者的風險,取得合理預期的利益。
三是暢通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投訴處理渠道。針對互聯網金融應設立專門的維權機構,健全投訴處理工作機制,使互聯網金融消費者能夠投訴有門,主管部門也要結合投訴開展相應的監督檢查。進一步做好爭議處理,具體可借鑒英國、澳大利亞金融申訴專員服務公司的做法,建立獨立於金融機構和消費者的第三方機構,作為替代性的爭議解決方式。
大數據業務應上升到國家戰略
數據這個詞在拉丁文裡是“已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事實”。2012年《紐約時報》專欄中就稱,“大數據”時代已經降臨,在商業、經濟及其他領域中,決策將日益基於數據和分析而作出,而並非基於經驗和直覺。大數據代表著對某件事物的描述,對這些數據可以記錄、分析重組,挖掘其潛在的價值。如今,龐大的數據資源開啟了各個領域的量化進程,無論學界、商界還是政界,今年的大數據進程駛入了“兩會”。從“兩會”的提案、議案看,大數據業務應上升為國家戰略﹔從“兩會”報道看,大數據刷新著媒體的報道格局。大數據與“兩會”聯姻,無論是對“兩會”還是對大數據,都注入了新的活力。總之,2014 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今年的“兩會”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首次“兩會”,新一屆中央政府交出的首份“答卷”牽動著百姓的目光,大數據在今年“兩會”中的新應用也注定了今年“兩會”的與眾不同。
今年“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在議案或者提案中提到大數據業務。李彥宏在政協記者會上表示,政府應該把更多和人民生活有關的數據資料,公開地放到網絡上﹔雷軍則直接建議將大數據納入國家戰略,推動大數據切實地被用起來﹔科大訊飛劉慶峰建議國家建設聲紋數據庫進行大數據反恐。張近東、馬化騰、楊元慶的提案也與數據應用有著緊密聯系。更為可貴的是: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產業結構調整的論述中,大數據首次出現,與新一代移動通信、集成電路、先進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一起,成為引領未來產業發展的新興產業,而隨著各種基於數據的軟件開發和應用,大數據還將更多地走入尋常百姓的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表示,在大數據之前,對數據的利用都是抽樣調查,而大數據則採用全樣本進行調查。在大數據中,人們可以非常精確地看出哪一種事實最有代表性,從而使新聞報道更接近事實的真相。
從“兩會”對大數據的重視可以看出,當前大數據的重要性正在從科研理論群體轉向政府決策部門,政府應該成為大數據產業的規劃指導者以及實踐者。大數據對於公共部門的適用性同對商業實體是一樣的:大部分的數據價值都是潛在的,需要通過創新性的分析來釋放,必須從數據本身挖掘其價值所在。為此,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做更多的事:一方面,政府管理國家的過程中不斷收集到海量數據並存檔在案﹔而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不斷去統計、分析、預測這個國家的一些宏觀情況,輔助決策。公安、媒體、金融、衛生、教育、貿易等行業都在不斷積累數據,政府因為監管的需要又會對這些數據進行匯總。統計局、測繪局、氣象局等部門則是直接在做數據的收集、分析或者利用。政府掌握的海量數據如果能進行適度的開放,加上互聯網便捷的查詢能力和挖掘能力,將會釋放出巨大的價值。一些原本未曾主動收集的數據,政府如果推動其收集,也將爆發巨大能量。總之,政府擁有的大數據規模非常重要,也就是說要掌握大量的數據而且要有能力輕鬆地獲得更多的數據。所以,隨著擁有數據越來越多,大數據對政府的決策將非常有利:第一是通過對數據管理,提高決策能力﹔第二是基於大數據應用,逐步開放公共數據,打造透明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第三是基於大數據分析,監控重大社會事件,構建科學預警監控體系,更好地服務民生。
大數據為代表履職提供新方法和新思維
大數據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的調研方法也正在發生變化。全國人大代表耿福能認為“採集什麼數據,如何採集,採集的頻度、精度、標准是什麼,如何處理和分析數據都需要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指導,而不是憑個人的喜好主觀地選擇數據”。可以說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代表履職提供了新的機遇。匯集社情民意是“兩會”代表、委員們履職的一個重要方面。傳統深入群眾式的調研正是為了了解最真實的情況,獲取海量的信息。如今有了大數據的支持,調研將更加精准、便捷,大數據是一種非常好的調查手段。大數據這種思維方式的優勢還在於它分析的是全面的數據而非隨機抽樣性的。在大數據之前,對數據的利用都是抽樣調查,而大數據則採用全樣本進行調查。
面對復雜的數據,大數據思維還要更多地關注數據之間的相關性,深入挖掘其潛在的價值,通過分析挖掘其潛在的價值,然后變現為用戶價值、社會價值,為我所用。蘋果公司進軍移動手機行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iPhone 推出之前,移動運營商從用戶手中收集了大量的具有潛在價值的數據,但是沒能深入挖掘其價值。相反,蘋果公司在與運營商簽訂的合約中規定運營商要提供大部分有用的數據。通過來自多個運營商提供的大量數據,蘋果公司所得到的關於用戶體驗的數據比任何一個運營商都要多。大數據分析的核心目的就是預測,在海量數據的基礎上,依靠相關技術和數學建模來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並採取相應措施。
總之,現代的信息系統讓大數據成為了可能,但是大數據發展的核心動力來源於人類的測量、記錄和分析世界的渴望。大數據在實用層面的影響很廣泛,解決了大量的日常問題。大數據更是利害攸關的,它將重塑人類的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大數據需要人們重新討論決策、命運和正義的性質,我們的世界觀正受到相關性優勢的挑戰,擁有知識曾意味著掌握過去,現在則更意味著能夠預測未來。
大數據新聞成為“兩會”媒體報道的新方式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數據本身是可以理解為事實的,是世界的真實映射。基於大數據,即多個事實基礎的新聞會更加全面、客觀和直觀,其真正的優勢是:它的數據收集、統計是自動化的,分析是智能化的挖掘。大數據的分析報告新聞具有實時性、海量事實樣本、數據挖掘、真實表達等優勢。因此大數據成為媒體報道熱衷的新手段,因為它具備了快、准、新、真。有“互聯網之父”之稱的蒂姆• 伯納斯• 李干脆宣稱:數據新聞就是未來。數據即訊息成為時代共識。數據新聞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革新,還有思維方式的顛覆,這種整合的思維方式是對網絡時代新聞傳播碎片化、極端化的一種修正。早在今年年初,央視新聞與百度大數據的合作,使國內觀眾第一次從電視上接觸可視化大數據,而且結合了春運這一社會現象,為大數據的推廣創造了有利條件。央視《晚間新聞》“據說春運”特別節目首次播出后,觀眾們對這種運用數據可視化技術來播新聞的新穎方式非常感興趣。互聯網行業更是一片叫好之聲,認為“據說春運”既體現了央視的“轉作風、接地氣”,同時也是向公眾普及大數據概念的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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