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 語
格雷姆•伯頓認為類型化的優越性在於“可預測性”與“規模效應”[7]。媒介生產者更容易把握類型化的文化產品能否在市場上獲得盈利,輪盤模式不僅適應了受眾對內容接受理解的需求,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固定而又創新發展的類型“框架”,傳播過程中實現的“規模效應”遠遠比個性化的媒介文本更容易營銷,有效降低了廣播創新的市場風險。盡管廣播類型化生產機制中的“非個性化”、“模式化”、“慣例”等做法曾經受到來自文化精英立場的批判,但是遵循類型化的運作機制並不意味著無創造性、無美學價值。任何媒介類型的發展和演變,要經歷原始階段、經典階段、修正階段、模仿階段四個階段,廣播類型化既受到“慣例”、“成規”的約束,同時又在永恆地變化發展,以新的傳播樣態呈現受眾的心理需求。
綜上所述,每一種媒介的內在邏輯都偏好某種特定的傳播形式,毋庸置疑、廣播的類型化模式代表了世界廣播的現代發展趨勢。廣播的傳媒文化正在轉型,我們既不能為新生的傳媒文化現象簡單下結論,也不能墨守陳規,僵化地理解傳媒文化,全面看待問題是傳媒研究者應有的姿態。
(作者簡介:李欣,女,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歐陽宏生,男,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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