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類型化：生產機制與文化意指【3】

四、后現代思潮特征

麥奎爾認為，“后現代概念的吸引力，在於它幫助連接許多有信服力的觀點，而這些觀點關乎媒介自身的本質邏輯”[3]。作為一種文化哲學，后現代主義思潮已經成為流行音樂研究的主流話語，是訴諸感官而非訴求理性的形式，具有反復無常的、缺乏邏輯的、千變萬化以及快樂主義的特點。類型化廣播體現后現代文化特征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類型化廣播的媒介文化標准形式，建立在西方社會進入后現代社會的集體意識和價值觀基礎之上。類型化廣播起源於20世紀美國的50、60年代，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的思潮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登堂入室。那一時期盛行於英美的“波普藝術”體現出對“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壁壘的明確拒斥，鄙夷阿多諾將文化視為“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的觀點，轉而推崇威廉斯的“文化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定義。“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壁壘崩塌的一個重要標志即是“波普藝術”與流行音樂的融合，這一時期流行音樂本身也開始具有嚴肅的政治意蘊。“波普藝術”是后現代主義形成的一個重要語境，考察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的關系，廣播的類型化是除了電視、音樂錄像、廣告、電影、流行音樂、時尚等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文本與實踐。廣播類型化生存的根本條件，產生於它與彼時的西方社會文化潮流與受眾思想觀念的同構性，“即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現在與過去、歷史與懷舊、虛構與真實之間界限的消解，對立雙方之間的差異愈發無謂、愈發隱匿”[4]。

第二，類型化廣播傳播形態的創新，對應了社會情境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的諸多變化。社會傳播情境變化，牽涉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人們的精神信仰、生活娛樂消費方式、信息傳播形式的選擇偏好，以及社會主體的多元分化等各個層面。鮑德裡亞認為，“一種新的圍繞著模擬而組織起來的后現代社會，模態、語碼、傳播和信息、媒體等都是完全不同於現代主義的創造性產物。如果說現代性或生產方式所意指的是這些模式化實踐，那麼后現代性或信息方式所標明的交往實踐則構建了不穩定的、多重或分散的主體”[5]。類型化廣播傳播形態的創新，某種程度上切合后現代思潮裹挾著的“平面化、無深度”的特征，是在無窮無盡的互文機制中完成的。比如，后現代主義思潮對大眾文化影響的一個典型例証就是流行音樂，饒舌音樂（Rap）作為一種后現代流行音樂，“它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對其他文本的引用並不是美學枯竭的結果，恰恰相反后現代流行音樂將七零八落的碎片擷錄在一起”[4]。

后現代主義崇尚真正根本的意義在於感性釋放的“播撒”、“替補”和“延宕”的范疇之中，迎合個人享樂主義的狂歡風潮。類型化廣播更加確切的傳播功能是強化情緒的感染力，比如音樂廣播“在特殊體驗和意義所處的世界內建構‘基調’、‘肌質’或色彩”[6]，它的移動性和聲音伴隨的背景為受眾提供生活能量和積極態度，以抵御生活中不斷增加的消極意義，賦予了受眾行為正能量的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