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我們時代的政治

在我們的時代，有一個知識領地蘊含了影響眾多當代政治問題的潛力，這就是信息傳播。無論是對“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會”這些總體歷史狀況的熱情憧憬，還是對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現代政治議題的激烈辯論，無論是歡呼新經濟和創意階層的興起，還是哀嘆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現代狀況”，我們都無法忽視媒體和傳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為如此，對傳播現象的認識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義。

然而，當代社會科學認識論的很多潛在邏輯和冷戰時代的知識遺產卻常常制造理解這些傳播現象的政治阻礙。一方面，以媒介為中心，以發展為確定前提的技術決定論和抽象經驗主義拒絕將傳播現象放在歷史與權力關系中考察，由此擱置了任何有關政治正當性的討論。另一方面，這些追求普遍規律的媒介知識雖然不討論政治，但是卻一刻不停地給予政治。“威權對自由”、“國家對市場”等萬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確立。例如，隨著網絡信息溝通的逐漸發達，近來時髦的新媒體研究常常樂於營造技術發展將帶來“全球公民社會”和“民主化”的樂觀氛圍，卻忘了回答眾多前提性的問題：都市中產階級的媒介表達在特定文化意識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進步的充分代表性？傳播的“民主化”是否僅僅等於“國家”的退卻？媒介技術的本質特征是創造新型社會關系的充分必要條件嗎？

是什麼樣的“政治”限制了理解傳播的知識質量呢？加拿大學者趙月枝新出版的文集《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直接回應了這些普遍流行的傳播觀念。此書以豐富的經驗材料和新穎的視角討論了大量有關全球傳播和中國傳播的現實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部“信息傳播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更為我們探討傳播與當代政治之間的關聯提供了新的可能。

傳播與“平”的政治

信息傳播業從來就與“全球化”的進程不可分割，無論你說它帶來了“大同”和“民主”，還是說它助長了輿論控制和戰爭毀滅。從不同的視角來看，一部遠距離通訊和國際傳播的發展史，既可以被書寫成一部殖民擴張史和冷戰史，也可以被書寫成一部科技發展史和民主進步史。當然，在我們的時代，更為人熟知的是后一種歷史。

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他的暢銷書中想要向讀者証明這個世界正在變“平”的時候，他驚喜地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寫於一個半世紀前的《共產黨宣言》竟是頗為切題的論據。於是，一個全球自由市場的預言家竟大段引用了19世紀號召底層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裡德曼可能忘了，人類剛剛經歷的20世紀歷史幾乎顛倒了《共產黨宣言》的原始方案。在這段“極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們依據階級、民族、種族等可識別的身份組織起來的聯合反抗並沒有讓馬克思預想的，沖破所有空間和文化區隔的“無產階級化”真正出現。而弗裡德曼所歡呼的“個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終止20世紀革命這一奇特的歷史進程，並在文化上鉗制任何重拾（再創造）這段歷史遺產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開的。直到全球性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再次來襲，我們才發現20世紀反體制運動所針對的問題，在“平的世界”中一個個地重現了。

阿倫特在《集權主義的起源》中曾經指出：“資本無止境的累積過程需要‘權力無邊’的政治結構，能用不斷增加權力來保護不斷增加的財富”。在這一過程中，傳播領域的變化顯然至關重要，它不僅自身可以成為資本積累的重要產業，而且通過對輿論的塑造容納了剝奪與抗爭的權力消長。當我們回顧全球信息傳播業在這段“平”的歷史中的轉變歷程時，不難發現以“解除規制”和“自由市場”為口號的媒體變革實際上成為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實現國際資本力量重組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鋪墊。

趙月枝在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段歷史。從1980年代開始，作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傳播業在“市場化”的招牌下，出現了兩個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結構轉變歷程：

首先，在民族國家內部，各國傳播業中本國控制和公共服務原則普遍衰落，資本邏輯的主要政治障礙被拆除。如果說私有化、為資本鬆綁和國家從公共服務領域中退出是1980年代以來司空見慣的政策潮流，那麼各國大眾傳媒和電信業的轉型則是這一潮流的直接體現。例如，公共或由國家嚴格管制下的商營廣播電視曾被認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維護社會公益的“公共講壇”。然而，從“裡根-撒切爾”時代開始，強調公共性的廣播電視業與其他國有產業部門一起不斷地被新興的意識形態攻擊，其中既有“市場競爭”、“自由高效”等經濟上的說辭，也有“消費者至上”、“多樣性選擇”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資本力量和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推動下，一個傳媒業的“市場化熱潮”率先波及了幾乎所有歐美國家。改革的具體形式是國家大幅削減對廣播電視業的財政補貼,與此同時“放鬆管制”，即減少資本進入這一行業並實行大規模兼並的障礙，讓資本、廣告和其他商業性收入支配傳媒業的發展。

其次，傳播領域內的權力重組絕不僅僅局限在發達國家內部，而是借助信息技術的發展迅速向全球蔓延，並改變了世界信息傳播秩序。從國際傳播的治理體制來看，1980年代以來，商業貿易規則中“商品自由交換”的市場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樣性的民主訴求，第三世界國家聯合倡導的“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日漸式微，世貿組織和其他貿易組織則取代了聯合國成為管理世界傳播的主要機構。這一輪治理體制調整的制度性結果是導致了一個世界性的以資本為導向的媒體體系的形成。這不僅體現在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維亞康姆等傳媒巨無霸的崛起，還體現在各國的文化生產都開始遵循資本增殖的邏輯，商業化的媒體生產方式在“本土形式”的偽裝下擴散到全球各地。

數十年的改革之后，“獨立性”、“專業主義”、“社會公益”、“公正准則”、“優質的文化教育資源”這些戰后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傳媒業的金字招牌在商業大潮中一個個地褪色了。為資本鬆綁的傳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並行動和全球性超級傳媒王國，從而使傳播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資源集中和壟斷，擊碎了名義上的市場競爭帶來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許諾。

這場傳播領域內的新自由主義化為全球范圍內階級力量的重組帶來了雙重效益，它不僅借著新技術和新經濟的東風為資本增殖開拓了領地，更通過創造一個后現代的“單向度社會”，促進了“對立面的一體化”，營造出了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圍。趙月枝用“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來概括這一歷史景觀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裡和哈特的“帝國”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這幅絢爛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經形成了一個極權般的新型統治制度。文化觀念和所有權都高度統一的信息傳播業不僅忙於制造都市消費者的無限需求和選擇，忙於生產對“帝國”體制的贊美和承認，而且正以無與倫比的權力過濾和打壓著另類的政治話語。當然，“帝國”理論是否能夠將20世紀的政治遺產一筆勾銷則是另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崛起的特殊路徑更是給這些“后現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