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我們時代的政治【2】

傳播與“接軌”的政治

在近幾十年“全球化”的歡呼聲中，我們常常有時空錯亂的感覺。那些遙遠的離我們越來越近，而原本近在身邊的卻離我們越來越遠。當我們觀賞“北京奧運開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國館”中的國族史敘事時，竟發現數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與當代的“同一個夢想”接駁，民族解放和大眾革命的現代歷程完全無法在這些盛大的展示中覓得一席之地。在空間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訊息、明星趣聞和時尚潮流整天包圍著“世界公民們”，而那些過去通過“民族國家”或“第三世界”的認同與我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邊緣社會群體現在卻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留給他們的只是“人道的”關懷和文化上的獵奇。

作為對“平”的積極肯定和呼應，“接軌”的觀念漸漸植入許多發展中國家知識精英的“政治無意識”當中。這不僅體現在他們集體性地對自身現代歷史經驗的遺忘和清理上，還體現在他們對特定價值觀念和政治經濟體制那種天真的“反歷史”闡釋上。

要了解新聞傳播界的“接軌”意識，趙月枝對中國媒體1999年“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報道的話語分析是再精彩不過的例子。通過對“入世”前夕中國國內各種報紙的數百篇相關報道進行研究，作者發現這些新聞內容不但系統地抹去了中國長期缺席GATT/WTO的歷史與意識形態原因，而且邊緣化了正在西雅圖發生的反全球化抗議，並最終通過將城市富裕階層的利益指代為“老百姓”和“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來拒絕對這一經濟進程的復雜性進行客觀呈現。作者敏銳地捕捉了“入世”這一詞匯在中國都市中產階級政治思維中的深刻含義，即“重新進入新世界，成為國際社會和‘文明社會’的一部分”，而不再“游蕩於黑暗之中”。在這樣的接軌意識下，“入世”對社會各個階層的實質經濟影響當然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議題，媒體也自覺地放棄了“專業主義”的平衡原則。

文化傳播領域的“接軌”觀念隻有放在改革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社會角色和文化意識變遷的脈絡中才能透徹地理解。

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城市改革將原本體制內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轉變為面向市場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勞工。這一過程在1990年代傳媒業的市場化改革中達到高潮。媒體從國家獲得的行政撥款越來越少，從市場上獲得的利潤則越來越多，因而相應地建立了與利潤最大化目標配套的內部激勵機制、管理手段和勞動關系。這些運營方式的變化進而又使得國家的行政調解和思想動員能力進一步減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識分子這些在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上佔據天然優勢的群體在改革過程中獲得了很多先前為國家獨佔的公共傳播資源。因此，這場改革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文化傳播資源的准私有化過程。

在中國經濟向國際資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國家體制的疏離創造了他們與多種政治經濟集團進行有機“接軌”的條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沒有完全脫離國家保護，又順利地進入了資本市場這個“新體制”的傳媒業者構成了中國社會一股越發獨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漸形成可以影響日后中國政治經濟進程和社會輿論的相對獨立的“都市傳媒知識分子群體”。

從文化意識轉變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后新聞傳播業者的第一個反應是擺脫“政治”和“階級斗爭”對傳播活動的影響。在當時新聞界的討論中，有兩個相互關聯的核心議題，一是事實與價值相分離的認識論，即對職業新聞實踐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對“專業性”的強調﹔二是都市職業傳媒機構的獨立自主始終被直接等同於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民主進步。這在事實上創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識分子獲取國家傳播資源的道德基礎。相對於傳統媒體體制的“黨性”理論，知識分子提出了媒體的“人民性”理論。但這一群體“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卻被擱置不論。以此為基礎，改革時代的傳媒業者一直視自身為社會的公器。隻要媒體脫離了國家體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這幾乎成為一種共識。

在傳媒業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識中，國家體制常常被簡化成一個指令性和束縛性的落后制度，因而這套體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幾乎都被傳媒業者所拋棄。由此出現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都市職業傳媒機構“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稱正是在傳統的“群眾路線”和“通訊員制度”等知識分子與基層的溝通機制逐漸解體的情況下出現的。這種矛盾狀況造成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在城市改革出現若干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狀況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審美”和社會知識上對抽象規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識分子對嚴肅社會問題的實質性與公共性討論。與此同時，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費文化的“動員”下，這一群體幾乎是十分自然地將“現代化”與源自西方社會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關系，因而市場專業主義的新聞操作和媒體制度本身就被指認為現代的、先進的和民主的，這一點幾乎用不著討論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標准來理解，中國傳媒業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蘊含了非常多的“不徹底”要素。國家在改革中並沒有放棄媒體的所有權，媒體管理者仍然身兼國家干部的身份，各種輿論的調控和內容的規制也仍然受黨政宣傳機構的影響，商業價值和市民品味不時受到干預而難以徹底確立，市場新聞業的價值守則也常常被“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這樣的另類新聞理念挑戰。這些狀況與中國社會其他政治經濟領域的轉型一樣，表明了中國的改革過程並沒有採用“休克”式的“接軌”路徑，而是保留了大量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思想遺產和制度遺產，並不斷在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中摸索前行。從思想文化上來說，這種不徹底的局面與“接軌”的政治無法共融，因而都市傳媒業者對體制和發展模式的不滿時時出現在網絡，甚至報端。從政治經濟上來說，國家所有權的保留對受惠於佔有傳播資源使用權和間接使用權的各種群體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金融危機之后，國家可能推進的發展轉型意味著中央與地方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的關系可能進行新一輪調整，整個社會的發展觀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發生變化。這自然對開放市場下的受益者及其有機知識分子造成了壓力，並不斷體現在大眾傳媒，特別是沿海都市傳媒對各種新聞議題的選取和報道角度上。這些傳播業的復雜狀況和矛盾給我們時代的政治走向帶來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傳播領域內的權力關系和文化意識將成為影響未來發展道路選擇的重要問題，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識分子公共討論所重點關注的問題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