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聞為業——新聞人的視野、知識與價值觀【2】

二、新聞人的價值判斷：歷史的，還是抽象的？

我們還是從一個記者的調查經歷講起。有一位英國女記者，叫桑德斯，她通過美國CIA的解密檔案，大量挖掘了五六十年代CIA利用文化宣傳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史料，其中的很多內容非常驚人。比如我們很熟悉的暢銷書《動物庄園》，講的是一群共產主義的豬，被腐敗資本家壓迫，他們實在無法忍受了去造反，資本家被打倒了，但豬就成為新的集權者。作者的意思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集權的，都是不可愛的。但CIA投資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時，將丑惡資本家的形象拿掉了，呈現的則是共產主義的豬如何腐敗、集權的故事。再比如現代藝術的迅速崛起也與CIA的投入關系密切，CIA的官員甚至跟記者說現代藝術就是他們發明的，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就完全是CIA資助建立起來的。其實，1970年代經濟危機中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畫家，包括拉美裔的墨西哥人，拍了很多底層的悲慘狀況，這讓CIA和很多美國社會文化精英非常緊張。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大群現代藝術家去搞創作、搞展覽，然后把這些現代藝術大規模推向第三世界、蘇聯和中國。如果有同學知道“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美術館周圍搞的星星美展，就知道這波現代藝術力量有多強大。不管其內部政治內涵、哲學內涵是什麼，在現實意義上，它確實對原來的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沖擊。總之，桑德斯通過對檔案的不斷挖掘和細枝末節的整合，寫了一本非常著名和震撼的調查性的書——《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從而成為一位蜚聲國際的記者和作家。

這個記者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一套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念表述，例如自由、民主、人道、人權等等，有時可能成為達成某種支配性政治目標和文化霸權的工具。因而，對價值觀的判斷，一定要回到歷史中來，回到調查中來，用事實說話。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都市新聞記者群體中，不僅對價值觀念的陳述往往脫離歷史，而且也缺少對這些觀念內部復雜性的辨析。因此，簡單、粗糙的政治判斷成為都市新聞業被人詬病的軟肋。

前一段時間媒體都在報道伊朗的石刑事件。一個婦女參與了對丈夫的謀殺，被判通奸罪，要被施以石刑，就是放在一個坑裡被石頭打死。用現代人的觀念來看，這是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在抗議。但如果你經常關注這類事情的媒體報道，你會發現它們總是發生在某些國家，如伊朗、阿富汗等中東國家，這些國家都有著重要的地緣政治位置。雖然尼日利亞、蘇丹等非洲國家的傳統封建觀念要比中東國家嚴重得多，但我們發現這些國家的故事往往並不出現在主流媒體上，這是值得大家考慮的，它折射了普遍主義價值觀背后，媒體有著預設的立場和報道框架和議程。

前幾年有一個對布什的採訪，是一位愛爾蘭的記者叫科爾曼，她顛覆了人們對採訪政治人物的傳統認知，以非常嚴厲的語氣，就伊拉克戰爭問題當面挑戰布什，甚至一直在與布什搶話，把布什搞得非常生氣。事后白宮的新聞發言人嚴厲地指責了這位愛爾蘭記者。這是一次法拉奇式的採訪，把採訪者放在中心的位置，把被採訪者放在被挑戰的位置。布什在講發動戰爭的理由時，講的就是自由、人權，而反過來質疑伊戰的記者調用的價值資源也是自由、人權。所以，我們看到同一種意識形態，在不同的語境下，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立場。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正要退休的拉裡金剛剛採訪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內賈德。如果把內賈德看作是一個魔鬼的話，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內賈德長期的媒體形象來看，他確實是一個魔鬼。可是在採訪的過程中，拉裡金和內賈德所使用的語言竟然是相似的——你提民主我就提法治，你提法治我就提民主，你提自由我也提自由，你提國家利益我也提國家利益——他們話語背后的價值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偏差，所以很多接受了內賈德媒體刻板印象的觀眾大吃一驚。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抽象的價值觀念在面對具體問題時，往往是失效的，它總是會成為單一立場的佐証。

2009年的奧斯卡，最大的贏家是《拆彈部隊》。很多人都說它是政治正確，它所講述的是一些人在伊拉克艱苦、危險的環境下所從事的戰斗。而《阿凡達》講的是什麼事情呢？它帶有一些美國中產階級人道色彩的反現代和反殖民意味，而且被處理成非常理想化的故事，就是現代化的殖民可以輕易抵抗，人們騎著大鳥就把重型武器趕走了。

我們發現在真實的歷史中也有這樣的事情，如中國的民間抵抗——義和團。前幾年的時候中國青年報發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它重新評價了我們原來學習過的義和團事件。文章作者，一位年長的歷史學家，將義和團說成是落后的、封建的，說它怎麼能去抵抗現代的、先進的文明？他說我們原來的教科書都是給學生們喝狼奶。實際上，義和團的事情和《阿凡達》講的故事是有點像的，可是美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把它講成那樣的故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報紙的評論中將我們的“阿凡達”講成這樣一個封建、落后反對現代的故事。

我們回頭來看中國的民間抵抗，實際上就是在缺少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狀況下，底層的農民自發出來抗爭了，包括三元裡的抵抗，甚至不僅僅是反對外國人，連在城市裡的人都一起反對。我們現在的民族建國理念，幾十年來從來都不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只是最近幾年才變成better city, better life。農村中心與城市中心，這都是跟殖民與反殖民也是有一定關系的。

所以，你看中國的知識分子評論的時候，他講的是落后與先進的故事﹔而美國知識分子講的時候，他講的是溫情脈脈的自然觀念與冷冰冰的現代化的沖突的故事。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我們討論了。首先，我們從美國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怎麼理解現代化？

比如說同樣是現代理念，當你強調文化多樣性的時候，當你強調文化自主與自覺的時候，你怎麼看待現代技術與科技？我在接觸西方的知識分子的過程中，當然我說的是左翼知識分子，我發現他們非常喜歡甘地。甘地是反現代化的，印度的國旗中間就是一個紡車的車輪，就是說不要西方大機器，要符合印度人自己選擇的技術的進步。但是他們很不喜歡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搞現代化、大工業。所以他們想要的是一種溫情脈脈的、文化多樣性的、甚至前現代的“和諧社會”， 就是《阿凡達》一樣的社會。這種觀念是啟蒙時代知識構造內部的反叛，比如盧梭。但是問題是，對於被殖民的群體來說，我們能不能不搞現代化，騎著大鳥就把這些大機器趕出去。

所以，這些都是關於價值觀判斷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它們都不是現代主流新聞操作的想當然的問題，都是蘊含著很多復雜理念的問題。我們講這些問題是為了提醒在座的年輕新聞人，價值觀念有著內部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張力，離開歷史現實，單純喊口號，對新聞業來講，可能一時會吸引些無知青年，變得很神氣，自以為聰明，什麼都看透了，很有“公知”范兒，但無異於飲鴆止渴。

回過頭來看中國新聞業的問題。今天我們最主流的新聞操作的價值觀念跟今天新聞人職業群體的崛起有關系。我們可以想到一些對應的現象，如法學界“法條主義”和“權利本位”意識的崛起，跟職業法律人這個群體的迅速形成和法律職業意識的崛起直接相關。新聞也同樣，1990年代大規模媒介改革以來，出現了都市新聞記者職業群體。他們在建立了一套與西方接軌的形式專業主義操守的同時，卻又吊詭地與沿海都市的經濟、文化精英群體建立了政治意識上的連接。從大的方面來看，這些變化當然對中國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特別注意一些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架形成了對新聞人好奇心和文化想象力的束縛。首先，作為一種媒介素養，我這裡特別想建議大家的是，我們應該將都市新聞從業者普遍持有的價值觀念問題化和意識形態化，這樣我們才能透徹地洞悉他們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述中的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