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新聞輿論監督的一些思考

摘 要：新聞輿論監督是針對社會上某些組織或個人的違法亂紀以及不良行為，通過新聞報道揭批，達到懲惡揚善，保証社會良好運行秩序的手段，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但是，現階段的我國新聞輿論監督，在體制、機制、輿論監督環境等方面仍面臨著諸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為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理論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提出幾點建議：推進我國的政治和新聞體制改革，給輿論監督空間以更大的發展空間﹔ 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工作者隊伍﹔完善新聞立法，建立和健全媒體從業人員的保障制度，規范新聞輿論監督﹔通過法律管理網絡輿論，有效合理地發揮其應有的監督作用。

關鍵詞：輿論監督﹔法治﹔加大力度

一、引 言

中國新聞輿論監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風向標”。在社會大變革、大轉型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在當前我國法制尚不完善的環境下，新聞輿論監督正成為推動各項工作發展的催化劑和助推器。一方面它在推動各項政府行政健康有序發展中發揮了監督、引導的功效，另一方面它培育了中國反對腐敗和抵制各種不正之風的輿論環境。然而，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承擔著監督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也擔負著公眾的期待和關注。因此，當前的新聞輿論監督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和探討，而隨著這些問題的解決，則將更進一步推動新聞輿論的有效作用的發揮。

二、目前新聞輿論監督存在的幾個問題

（一）說情現象盛行，新聞輿論監督易夭折

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011年7月在廣電系統內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認為“說情風”現象“很嚴重”和“嚴重”的選擇率，廣播為25.6％，電視為37.4％。據調查顯示，“說情風”的壓力來自多方面，如黨政領導機關、企業、媒體關系戶、朋友老鄉、本單位領導等。另一項調查中認為，當前新聞報道中的“說情風”壓力主要來自“黨政領導機關”的，選擇率高達72.2％，居於首位。

新聞批評報道總會觸及一些單位或個人的利益，因此這些被批評的單位和個人在被曝光或批評后，常常會尋找各種關系，採取各種手段，有的遞條子、打招呼，有的登門拜訪、請客送禮，有的甚至動用行政力量施壓等，用以“擺平”或阻止正在進行的批評監督報道。這使得許多已經採編完成准備刊發播出的批評監督節目或稿件在“說情風”中被迫撤稿而流產，而那些發表了的節目或稿件也會有始無終，不可能再有后續報道。

（二）“患上遠視眼”，地方（行業）保護盛行

新聞輿論監督工作難以開展，與許多地方存在的保護主義是分不開的。被批評曝光和單位或個人一般會錯誤地認為，新聞媒體發表的負面新聞就是和自己過不去，給他們抹黑，也是與本地區相關部門唱對台戲，因此總是想方設法阻撓輿論監督的實施。而某些地方“父母官”也往往以安定團結、穩定大局當借口，為輿論監督設置障礙。“別人的報紙我管不著，自己的報紙還管不住嗎？”就是這些抵制監督的權力者的最好表白。

這樣一來，迫於壓力和難度，當地的新聞媒體也練就了一雙“遠視眼”，對本地問題要麼避而不談，要麼迫於壓力對事件“高抬貴手”，要麼就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地說一下。

（三）新聞官司頻發，監督積極性受影響

2004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15起新聞侵權案件，隻有一起是媒體勝訴[1]。《焦點訪談》、《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等許多新聞媒體都曾因為輿論監督活動而被推上被告席。日益增多的新聞官司，給新聞輿論監督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沒有完善的法律建設，監督過程中所出現的各類是非問題沒個“說法”，不能得到公正的評判和嚴謹的結論，這在根本上大大制約了新聞輿論監督的施行效果和力度。每當侵權訴訟發生，大多援用《民法通則》的一些條款，這使得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在一些新聞侵權訴訟中常常顯得十分被動。

（四）虛假新聞泛濫，極大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媒體種類的增加，它們之間的競爭也在不斷加劇，收視率、收聽率、訂閱率等逐漸成為衡量一個媒體影響力的標准，也是吸引廣告投放的一個籌碼。因此，不正當的競爭手段便出現了，許多虛假信息和新聞報道乘虛而入，聳人聽聞而又荒唐至極的虛假新聞，堂而皇之地見諸報端，流傳網頁，一旦真相被披露，終使媒體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和信任危機，也極大地破壞了新聞記者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影響極其惡劣。

比如，2007年7月北京電視台《透明度》欄目的“紙做的包子”採訪報道，一經播出便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在北京市相關部門調查取証后發現，這完全是一篇由記者自編自導的假新聞，最終，這名記者也受到了法律應有的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