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成果的学术“成名”【3】
——基于新闻学历史经验的一个研究框架
1919年以后,学术讲演蔚然成风,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到中国演讲,如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新闻学家威廉士(Walter Williams)等。日本人犬养毅(いぬかい つよし)认为,学校、报纸、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利器”[18]。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现代报人登上大学讲台讲授新闻学知识,就是三大文明利器的有机结合。进而,如果这个讲演平台是北京大学这样的舞台,那就更是抢得了传播的制高点。上文提到的9部出于课堂讲义的新闻学著作,其中两部出自风云际会的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而其他7部基本上出于籍籍无名的学校。对于一个新兴学科的撰述,需要一个好平台,如同学术上尚未出道的学者一样,亟需一个好“名头”,亦即,除了作者的确有功力,能够写出扎实而丰赡的内容外,学术传播平台和学术身份至为关键,它涉及到学生认可、出版便利、学术传承等多个方面。具体言之就是,知名学校课堂上的优秀讲演,以白话表达营造现场气氛,影响到学科内外的学生,进而形成白话式学术语言,辐射到出版界。其中,白话是彼时学术发酵的酵母。
陈平原说:五四时期“学者的公开讲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白话能写成‘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19]。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几年以后,就不满意30年代以前那种过渡状态的半文半白的表达,他曾想用完全的白话来改写他的书,使它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20]。既然能改写,想必有原来的基础,比如讲演基础;也可以想见直接面对读者进行白话讲授时对他此前此后著述时心态的影响。白话文在戈公振身上的成功于此可见一斑。当然,上述学术表达的白话化自有社会风潮的影响,但是,对于并不是白话文的提倡者的戈公振而言,其表达必定有更多的课堂讲演的折射。
在上述梳理和探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总结、梳理新闻讲义与学术名著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分析优秀讲义产出学术名著、优秀讲义未能产出名著的个中原因,比较学术名著出于讲义、名著跟讲义无关的不同学术形态。而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以9部新闻学名著讲义与并非讲义出身的新闻学著作以及其他讲义进行比较,以窥见其学术名著形成的特质;详细考察社会思潮、教育体制、学术制度等在讲义与名著之间的关联作用。不过,要想获得深透认识,期间必须解决重重困难,如,搜集第一手资料,见证课堂讲演现场、学生反响情况、教师教学学术成果,从而厘清从课堂教学到名著生成之间的种种学术传承细节,这些都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
三、如何考察这些“成名”因素
笔者将按照“明确对象-准备理论与资料-拓展比照-攻‘重’克难-延展思考”的逻辑思路开展研究。具体而言,明确对象就是要圈定研究的新闻学名著。笔者认为,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史论著及相关著作中得到重点讨论或集中推介的便是学术名著。准备理论与资料是指深入接触高等教育学的文献,了解大学教学学术理论,以及广泛阅读关于中国现代学校、教师、教材、课程、课堂、学生以及学术史的研究论文;通过年谱、传记、日记、通信、档案、校史、回忆录等途径搜集资料。拓展比照是指基于历史地考察文史哲讲义与学术名著产出的关系,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入口,为宽口径地认识新闻学讲义与学术生产的关系打下基础。因为民国教育家朱家骅说过:“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史学部门往往决定它的思想的方向。”[21]一时引领学术风潮的文史哲学科的讲义能够很好地导引我们去认识历史真相。攻“重”克难就是要围绕研究重点与研究难点,纵横交错地开展核心研究,厘清不同年代新闻学讲义成为学术名著的形成特质,比较优秀讲义产出学术名著与优秀讲义没有能够产出名著之间的个中原因,也比较学术名著出于讲义、名著与讲义无关的两种不同情形。延展思考是指在比较中完成先前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并提出延展性的思考与启示。
确定研究对象是第一步。现代新闻学著作不算很多,但也不为少,况且,如何认定这些著作哪些是名著,可能也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因此,通过抽样分析的方法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研究一开始,为圈定新闻学名著,笔者主要检视了《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等8本词典或学术史、新闻史著作和《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东方出版社,1996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6种中国现代学术丛书。如果某种新闻学著作被检视对象中的2/3多数选中,同时又被作了较为重视的处理(如开列专门的“节”或“目”进行讨论),就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它就是新闻学名著了;如果某种新闻学著作只被检视对象中的超半数选中,那就是准新闻学名著。这样,我们最后选定了上文所列的12种新闻学著作。
接着,在正式研究中,笔者运用文献分析法、知识社会学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开展工作。文献分析法贯穿研究始终,尽可能广泛搜集和分析有关新闻学学者的日记、档案和学术传记等历史资料。知识社会学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它把新闻学名著与作者及其所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根据其显在的内容看清新闻学知识的成因及系谱、知识的实质及其与学校教育的关联。比较分析法用于比较不同年代产出的新闻学名著,也比较不同教学主体、不同教育环境对于新闻学名著产出的影响,还比较3部新闻学经典讲义与其他新闻学讲义、与并非讲义“出身”的新闻学著作以及与非新闻学科的讲义,以窥见其学术名著形成的特质。
研究学术史,不仅要研究文本,还要关注文本以外的东西,包括要研究学术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一个研究如果以独特的视角为新闻学科建设、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求解,那么它不会奢谈大学教学与科研的诸多方面,而只就新闻学术研究如何源于课堂教学去做历史梳理。将新闻学科讲义与新闻学术名著形成结合起来思考,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地。广搜、深研研究对象的年谱、传记、日记、通信、档案、回忆录等材料,发现第一手历史资料,回到教学学术现场,既服务于本研究,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在前期研究中,笔者发现,与文史哲讲义的名著化过程比较,新闻学名著的形成同样有赖于作者深厚的学养、强烈的责任意识,外加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前提条件。各类名著多数产生于拓荒时期,有开风气之功;期间需要依赖于知名编辑的功夫,需要反复地出版传播,也依赖于学生的传承与美誉。各方合力才能进一步引领学术风潮。
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严密论证阅读史料时产生的如下学术灵感:20世纪初,服务于解除业界困境的新闻教育,具有了学术名著的初步潜质,其通过与社会思潮相激荡,成为学术名著;新闻学作为新兴学科,如果与强势学科兼容,借助历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的优势,将为其名著化过程铺平道路;21世纪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热潮兴起,研究新闻学术史的学者回溯至20世纪本位新闻学时,助推了3部新闻学名著的定型。当然,“身荣书贵”的现象也所在多有,绝大多著名讲义产生于作者小有名气之后。以新闻学科的名著为例,《新闻学》出于作者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后;《实际应用新闻学》出于邵飘萍名满京华、饮誉全国之时;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时,已经做过《时报》总编辑,担任过上海新闻记者联谊会会长,已是著名记者了。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怎样?学术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有关?除教学内容的深钻新研之外,必定有一个学术生产的框架决定着教学成果的成名路径,中国现代新闻学名著的产出路径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思考范本,它也必将成为那些一生“以本(科)为(根)本”的大学教师的重要学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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