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结果如下：

从内容类型上看，在115篇样本中，事件报道占比达到80.87%，宣传报道达到7.83%，主题报道达到11.30%。

从内容框架上看，在115篇样本中，关于习近平公务的内容占比61.74%，习近平生活的内容占比9.57%，关于习近平过去（生平、写作、故事）的内容占比1.74%，关于党政方针政策解读的内容占比15.65%，关于党政方针政策在民间反映的内容占比4.35%，时事新闻的内容占比8.70%。

从内容来源上看，在115篇样本中，习近平讲话（讲话原文、署名文章而非新闻通稿）占比24.35%，其他政府官员讲话占比5.22%，官方媒体占比66.09%，市场化媒体占比0%，政府部门信息占比6.96%，民间信息占比2.61%。

从信息视角上看，在115篇样本中，基于民众视角的内容占比25.22%，基于国家视角的内容占比63.48%，基于体制内个体视角的内容占比10.43%。

从标题情感色彩上看，感叹句占比19.13%，问句占比18.26%，普通句式占比63.48%，其中标题中带有领导人名字（习近平、习总、习总书记）的占比59.13%，官方原标题占比为0%。

从内容情感色彩上看，本研究选取布尔二分变量，将全部115篇样本分类为“偏煽情”、“偏理性”，其中基于煽情色彩的内容占比9.57%，基于理性色彩的内容占比85.22%。

从呈现形式上看，在115篇样本中，基于“归纳+转发”的呈现占比79.13%，意味着“学习小组”主要内容是来自转发官方媒体内容，基于“加工”的呈现占比13.91%，基于“原创”的内容占比3.48%。

此外，本文还关注了公众号的互动情况和多媒体运用情况。在115篇样本中，在正文中邀请读者评论、征集意见、征稿的内容仅2篇，占比1.74%；运用数据新闻、视频等多媒体呈现方式的内容有13篇，占比11.30%。

四、 传播范式的路径依赖

如前文分析，政党传播调适分为组织行为的延续和组织行为的改变两方面，其中组织行为的延续植根于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的延续。在分析传播调适的变化之前，应当先讨论其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形式上都有较大程度的继承延续，这一延续可以视为新媒体新环境下的路径依赖。

从意识形态上看，根据陈力丹 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但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不同的部分可能比相同的部分还要多些”。第一部分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开放理性的新闻理论，第二部分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简历的党报体制，第三部分来源于中国自身环境和中国文化传统。陈力丹指出，中国共产党富有自己特色的新闻理论的形成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党报的要求归结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程曼丽 将其概括为（1）突出报纸“阶级斗争”的作用。（2）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3）强调报纸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4）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的基本意识形态原则具有延续性。“学习小组”的命名，根据相关运营者在报道中的阐释，主要原因是“十八大以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成为全党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习近平姓习，‘学习’又是一个常用词，‘学习小组’正好一语双关。” 巧合的是，“学习小组”曾经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整风时期起始的“政治学习运动”的载体 ，是从中央干部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在各自支部建立的学习小组的统称，具有浓厚的新闻宣传色彩。

从“学习小组”的组织形式上看，其运营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记者部和新媒体等部门的年轻编辑和年轻记者。这一群体首先是官方媒体从业者和专业新闻人士，了解国家宣传政策，能够把握新闻内容的导向和倾向。与此同时，年轻的记者具有更为灵活的思维，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相对边缘的部门具有更为强烈的变革动因和相对更为自由的操作空间。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委会王咏斌 介绍到：“当时我们的考虑是，以官方公号的名义，在内容、导向上不容易放活，很可能束缚年轻人的手脚，所以建议先以民间姿态做一试水。选题权力下放，写作风格自己探索。” “出错难免，但绝对不能出颠覆性、破坏性的错。”由此看出，“学习小组”从设立之初就在导向上保持高度敏感。

从信息来源上看，“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来源是官方媒体（66.09%）、习近平讲话（24.35%）两大官方来源，来自民间（2.61%）和市场媒体（0%）的内容非常少，在来源框架上与宣传部门和官方媒体极为同步。“学习小组”的最主要的呈现形式是“归纳+转发”，即将近期发生的重要新闻通稿通过归纳概括核心内容，改写引人注目的标题的方式，对官方报道进行二次传播，成为官方报道的“第二落点”。

从信息内容上看，“学习小组”围绕领导人习近平的报道达到73.04%（公务报道61.74%、生活报道9.57%、过往经历报道1.74%），此外的重要内容包括党政方针解读、时事新闻和政策民间反馈，也与官方报道思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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