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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