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互动与博弈

现代法治国家，社会自治权的功能在于对抗国家公权对社会的挤压与侵蚀，与国家公权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分离与制衡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博弈”的关系，国家公权如果趋于强大，那么社会自治的空间就会不断萎缩，导致社会创造的积极性窒息。而社会自治权的不断扩张，在社会自治领域完全排挤出国家公权力，最终，社会自治权也不能自保。因此，社会自治权虽然可以制约国家公权，但其根本目的不是消弥国家公权，而是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实现未来真正的法制化要求 。

新媒体平台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实现对等沟通、平等互动，我们认为，这种相互互动实质也体现的是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博弈过程。政府试图像控制传统媒体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内无阻碍的实施自己的意愿，而社会力量则渴望摆脱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甚至利用新媒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本，总之，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治理规则和体系，因此双方就某一国家或者社会问题展开博弈已经逐渐演进成新媒体平台上的一种常态。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通常有“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三种结果，就政府和社会的利益博弈而言，也存在着这三种互动结果：

（1）要么是国家公权胜出，要么是社会自治权取得胜利，但无论是哪一方胜出，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相应损失，因此呈现出一种非合作的零和博弈。

（2）政府和社会在某一问题上互不让步，国家公权和社会自治权的矛盾冲突不可调解，最终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政府对公众采取更为严格的社会治理措施的负和博弈。

（3）呈现出“双赢”局面的“正和博弈”，一方面，政府借助新媒体推动政治改革，积极改变现有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不合理制度，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并且从政府这种积极改革措施中受益。

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互动无外乎这三种结果，虽然对双方博弈的的最终结果下一个定论还为时尚早，我们无法确定是政府最终胜出控制了新媒体，实现了国家公权对新媒体领域的侵蚀。还是社会力量赢得胜利，从而成功防御了国家公权对社会自治权的“入侵”。或是呈现出“双赢”的局面，实现了现代法治社会下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分离与制衡。但是从目前的阶段看，毋庸置疑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相互改造性的，政府不断学习和实践了对新媒体管理的尺度和与公众互动的策略所在，社会力量也在这种博弈中愈发成熟，逐渐学会把握政府的尺度，积极背靠国家的方针政策，努力取得有利于自身的互动结果。这些相互改造性的互动结果日积月累，将会重塑政府和社会力量，实现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良好互动与制衡，公民有机会参与决策，政府也有动力启动改革，从而采取积极的社会治理措施和手段，最终将会改善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形成新的社会治理契约。

3.“工具性”的新形式

新媒体作为一种媒体形式，我们不否认其工具性，政府仍然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造势，这一点与作为“喉舌”的传统媒体的本质无异。与传统媒体“工具性”特征不同的是，新媒体实现了信息场域从“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转变，宣传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控制，民众不再绝对服从政府管控，对不合理的社会治理手段会表现出抵抗甚至交锋，但是对能满足利益诉求的政策又会积极进行主动传播。因此如果这一工具利用得当，将会帮助政府获得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社会舆论力量。因此这对政府如何使用新媒体作为工具来治理社会提出了考验。

在应对网络舆情时，如果采取传统职能型政府的“鸵鸟政策”，心存侥幸地希望通过“拖、压、捂、盖”等方式让舆论平息下去，一味地想通过“堵、拦、卡、截”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错过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关键时机。新媒体实现了社会治理工具和渠道的创新，能有效提高对舆论的监督和利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1）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信息在到达接收者之后并不能有效反馈给发布者，而新媒体为民众的信息反馈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成为了海量信息的汇集平台，是当今民意最集中的地方，有效的呈现了公众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这为政府提供了天然的信息搜集和舆论监测平台。

（2）新媒体所构造的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关系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和展开，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因而每个虚拟“账号”发布的每一条言论，都代表了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态度。因此政府想要引导网络上的舆论潮流，就要善于利用对虚拟社会的这一认知，顺势而为，找准公众在现实社会中的“兴奋点”，有效设置网络议程。如习近平政府自2013年主政以来，所施行的“打老虎”大型反腐运动，深度切合了民众对政府腐败现象的痛恨心理，网友们纷纷在网络上声援这一行动，并且亲切的称呼他为“习大大”，这一行动在网络上树立了本届政府的良好形象。

（3）新媒体提供的平台使得众多利益诉求相近的社会团体进入公共空间，他们渴望与政府进行协商，政府可以借助新媒体与这些利益团体平等沟通，形成良好的互动。这种双向沟通能消除精英政权统治下民众对政府的恐惧感和距离感，降低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如果利用得当，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诉诸政治路线，聚集自己的支持者，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身的执政理念，聚集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舆论支持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改革，提升治理水平。

4.平台的负功能

“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性的威权内部引发日渐计划的紧张状态。 ”虚拟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力量非理性的宣泄，一些网络“好事者”会因无聊而起哄，群体极化效应明显，极易引导网络群体的分裂和对抗，网络暴力盛行、谣言四起，造成网络的混乱；同时虚拟社会中的网民不易受到现实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束缚，过于强调个性、解放自我，从而造成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价值多元或者道德规范缺失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平台虽然使其社会治理的主体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但是也因缺乏约束的自由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阻碍，不利用国家公权和社会自治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需要成为被治理的对象。作为被治理的对象，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监管，每一类都有恰当的实施机制 ：

图2 媒介监管主要形式

根据外部/内部、正式/非正式两个维度，可以将媒介的监管分为四类：外部正式的、外部非正式、内部正式的、内部非正式的。（1）外部正式的：通过法院制定法律法规，以及来自行业公共监管机构的监管。（2）外部非正式的：主要是通过市场力量的调节作用，游说团体的游说以及公众的监督、舆论批判。（3）内部正式的：指来自公司或者行业自律以及企业文化对自身行为的约束。（4）内部非正式的：这主要是基于媒介自身的专业主义，追求信息的真实性，以及道德行为准则对媒介活动的道德性规范。在应对新媒体平台所带来的负面功能上，政府力量起到了主导作用。虽然与社会力量进行互动和博弈时，政府力量是位于社会力量的对立面，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说，国家公权的绝对权威性又是社会自治权得以实现的权力保证，因而政府有必要运用自身强制的权力手段，为平台双方营造良好的互动环境。

其中值得思考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更新及深入，媒介传播日益国际化，对新媒体的监管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特定问题，而是上升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如何有效的实现对新媒体的国际监管问题，实现“国家公权、社会自治权、国际话语权”三者之间的平衡，也是政府提升治理水平的一大难题。

三、结语

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国家公权向大众媒体的侵蚀，或者这样表述更为准确：新媒体自诞生以来，并未受到国家公权的大面积侵蚀，公民可以真正利用新媒体实现自治，这是由新媒体的开放性本质所决定的。但不管以何种表述，从国家的角度看，正如前文所言，争取社会自治权并非为了消弭国家公权，而是为了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未来法制化社会的科学社会治理体系。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自治权的彰显并非意味着能脱离国家公权，与国家进行非理性的抗衡。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国家公权处于统治地位，公民要想真正取得有利于自身的互动结果，在与政府力量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学会采取互动策略，把握互动边界即政府可以容忍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底线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的分权，对公民的赋权，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互动沟通、利益博弈，实现着相互改造。随着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和网络运动的理性化，未来将会形成维持两者利益平衡的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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