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Ⅲ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生产脉络、重要作者及作者网络、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进行了挖掘与分析。研究发现，媒介融合研究在我国尚属新兴的增长领域；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重合度低，作者合作频度低，存在派别分割现象；知识基础体现出稳定性和延续性。本文还通过统计关键词词频及其变化探讨了媒介融合研究的热点及其演化，发现研究热点呈现出技术层面—内容及产业层面—理念层面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媒介融合 知识图谱 文献计量学 CSSCI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受众媒介使用习惯的改变不断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业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媒介融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当新兴的研究领域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对该领域现有知识进行总结和梳理显得迫切而重要。郭毅、于翠玲①通过梳理国外媒介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对“媒介融合”概念进行了辨析；鲍高齐②，史红岩、刘艳婧③，谭天、张冰冰④，单晓颖⑤等分别对若干或个别年份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进行了综述。现有的媒介融合研究综述侧重于主题归纳与内容分析，缺乏对量化数据的挖掘与考察。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Ⅲ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生产脉络、重要作者及作者网络、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进行挖掘与分析，以勾勒出媒介融合研究的当下图景，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选取文献类型为“论文”，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检索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检索式为：“篇名=媒介融合or媒体融合”或“关键词=媒介融合or媒体融合”，检索共得到672条记录，包括标题、作者、来源出版物、引用的参考文献、关键词等信息。

本文将利用知识图谱软件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以勾勒媒介融合研究的图景。知识图谱是将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对学科知识进行快速识别、理解与消化。本文选择陈超美博士用Java

语言开发的软件CitespaceⅢ作为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工具。

图1 媒介融合研究核心文献时间分布

二、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生产脉络

图1展示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核心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布，可以发现我国媒介融合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2006年至2012年实现线性稳步增长，2014至2015年出现第一波研究高潮，由于2016年的数据并不完整，因此不将其纳入讨论。

虽然早在2000年就出现了媒介融合研究论文，但彼时业界媒介融合尚处萌芽，学界也连续几年只有零星的研究出现。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发表论文正式将“融合媒介”（convergence media）和“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作为学理性概念从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引入⑥，开启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序幕。2006年至2012年，除07年的小幅回落以外，国内媒介融合核心文献的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媒介融合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进入稳步增长和逐步成熟阶段。2013年核心文献数量产生较大回落，然而随着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介融合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新旧媒体融合速度的加快，政策及业界的因素使得国内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出现第一波高潮，2015年核心文献数量达到221篇。

美国科学家门纳德（Henry W. Menard）在《科学：增长与变化》（Science: growth and change）中将科学论文数量的年均增长作为科学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划分了三种科学研究领域：一为稳定领域，表现为停滞或慢速增长；二为增长领域，表现为快速的线性或指数增长；三为循环领域，表现为稳定和增长交替进行⑦。根据门纳德的划分标准，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仍然属于新兴的增长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纵观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进程，肇始于国外概念的引入，高潮产生于政策及业界因素的外作用力，却相对缺乏内在的理论发展规律的推动。吴飞认为大陆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中，存在着一种“不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据，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依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他认为这是“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⑧，虽然仅仅根据核心文献的年度变化来将吴飞的这一批评加之于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有失偏颇，但是数量的变化毕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依赖外力的作用，因此未来的媒介融合研究，应注意突破政策研究与行政研究的藩篱，加强理论的架构与探讨。     

三、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生产主体

1.核心作者及作者合作网络

论文作者作为知识生产主体对媒介融合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论文发表篇数与被引次数，这里的被引次数是指被被其他CSSCI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引用的次数，即圈内核心论文引用次数。将发表篇数大于等于3的作者称为高产作者，表1呈现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高产作者的发表论文篇数及被引次数，其中发表次数最多的为邓建国（8篇）、郭雨梅（5篇）、郭晓亮（5篇）、谷虹（5篇）、肖赞军（5篇）。将被引用次数大于等于6的作者称为高被引作者，表2呈现了高被引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论文篇数，其中被引次数最多的为蔡雯（74次）、喻国明（34次）、彭兰（25次）、王菲（24次）、高钢（21次）。

对比表1与表2发现，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的重合度非常低：在32位高产作者中，有27位作者的被引次数小于6次，其中14位为0次；26位高被引作者中，有21位作者的论文篇数少于3篇。喻国明、宋美杰在《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中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分为高发表量、高被引量、高中心度的“领军”研究者，以教材、学术著作为核心的“影响力”研究者，高发表量、低被引量的“实践型”研究者三类⑨。借鉴该分类方法，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知识生产者分成四类：（1）高发表量、高被引量的重量型生产者，属于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大牛”级别，代表人物有蔡雯、喻国明、彭兰、许颖、肖赞军，不仅具有较高活跃度，且其研究成果对研究领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力。（2）低发表量、高被引量的精细化生产者，例如高钢在《国际新闻界》发表的2篇论文，被引次数达到21次；宋昭勋仅发表1篇媒介融合研究论文——《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被引次数达到18次。（3）以教材、专著为主的基础型生产者，这部分研究者通过编著教材、专著，奠定学科基础，成为媒介融合研究领域基础知识的重要来源，例如王菲的专著《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被引用次数达到20次。（4）高发表量、低被引量的数量型生产者，这部分研究者多数身处业界，例如发表量处于前位的郭晓亮、郭雨梅，其身份为编辑，论文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虽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指导价值，但相对缺乏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

   

表1媒介融合研究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和被引次数（篇数≥3）

表2 媒介融合研究高被引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论文篇数（被引次数≥6）

作者合作情况是考察知识生产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领域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672篇媒介融合研究论文中，246篇为合作论文，其余为独作论文，合作论文所占比例为36.61%，仅占到论文总体的1/3，反映出国内媒介融合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并不频繁。

利用CitespaceⅢ软件，节点类型选择“作者”，形成如图2所示的作者合作网络，节点数量为735，边数量为278，频次小于3的作者标签不显示，节点大小代表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寡，边的颜色代表首次合作年份，粗细代表合作次数。网络密度为0.001，处于极低值，体现出国内媒介融合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不广泛，总体合作频度较低。合作者大多为师生关系，或者处于同一研究团队，高频作者之间的合作较少，存在一定的派别分割现象；较为活跃的正式/非正式合作团队包括：蔡雯团队、喻国明团队、黄升民团队、秦艳华团队、蔡骐团队、石长顺团队、郭雨梅—郭晓亮—吉海涛团队等，而邓建国、彭兰、许颖、庞井君、肖赞军等高频作者则以独作为主。

图2 媒介融合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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