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职早期，李普曼对“智力检测方法”进行过强烈抨击，他认为，智力是先天能力与后天知识积累的共同体，而对于“科学家”宣称可以测定先天决定的学习能力，他认为：“智力测验由持这种教条的人来进行只能导致一种智力等级制度。”（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85）

同时，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迷信的狂热已经到达了危险的程度。李普曼与魔术师胡迪尼联手策划魔术表演力求使人相信：“任何有天资的魔术师都能表演猜测出别人心思的技巧。他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84）民众对于此类不可信事物的轻易相信应证了李普曼对于民众的质疑，而“普利策在实验后仍旧不肯轻易放弃对迷信招魂术的信仰”与先前的“智力测试”实验，几乎肯定回答了质疑者的问题：对于“专家”而言，也与普通大众一般，具有“陈规陋习”。这或许开始动摇李普曼对于所谓“专家”这一“精英人群”的划分。

3.理想的幻灭：《幻影公众》的悲观论调

在李普曼的领导下，《世界报》社论版不再那么“黑白分明”，变的更为理智且细微。维拉德对此毫不留情的抨击指出：“社论版不能选择一个立场并把它坚持到底。”

李普曼并不屑于对论战进行立场选择。他对新闻机构及民众由早期的质疑转向不抱期望，亦或说，早期所抱有的一丝可以被称之为“浪漫理想主义”的坚持在《幻影公众》中难寻踪迹。

这种悲观论调在《幻影公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李普曼对公众理性的怀疑达到极致，他的观念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色彩：“当理性主义被推至极致时，它会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即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因素来说明那稳定内在的结构；二是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此时李普曼所诉诸的理性便完全进入了后一种方向。”（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单波罗惠，2008）。李普曼认为，公众“只是偶尔了解、评判或影响他们达成的某些共识”，不应对普通大众寄予更多的期望，认为：“公众应该适得其位，这样他们就可能行驶其权利；我们每个人才能得以摆脱那帮懵懵懂懂的乌合之众的蹂躏和喧嚣，得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公众在他看来，更多应该是秉持公共事务旁观者的身份：“公众作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无法成功参与讨论，帮助解决问题。”（幻影公众，李普曼，2014，p72）

李普曼对“多数人统治”提出质疑，并不认为人数众多便代表具有最高权力：“在政治上为多数人统治辩护的做法并不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势，一场以多数人统治原则为基础的选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一种变相的和非自然属性的内战。”同时认为媒介在公共事务中“做的最好也就是提供简单、清晰的标记，为人作出合理行为进行指导。”（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2003）

相比于之前在《公共舆论》中对专家所抱有的幻想，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已经摒弃了对专家的信赖。更多的是将人划分成了“局内”与“局外”两大类，而局内人对于事物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与信息，并因此对事物做出判断与处理，而局外人，即所谓的大众，更多是以“跟随”的姿态在“局外人”之后。

四、结 语

由此，李普曼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说是进步主义者了。他以限制公众而得以保护民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主导性思想，即“留民享，去民治”相一致：“是一种具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约束和控制的治国思想，从民主的概念中驱逐出民治的内容而保留民享的成分。”（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p49）就如《传播学科奠定》中所述的那样：李普曼的思想成为了美国统治方式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美国开国时那种朴素的自由主义观念和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观念被李普曼之流转化成舆论共识的思想和社会控制的观念。

参考文献：

[1] 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共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 李普曼,林牧茵译.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 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5] 单波,罗慧.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毁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

[6] 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3).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