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视角下微博围观现象反思【2】

二、微博围观中的自由表达

从路过走向围观，微博让各方不同的意见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这种新新媒介技术为全方位的公共领域实践提供了理想化空间。

（一）便捷、即时的信息传播，推动了言论自由，拓宽公共领域

微博的转发功能，使公民在无形中形成群体的力量，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同时围观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更增加了网民对公共空间中大量信息进行自觉甄别的意愿，从而确保了事件的公正性和可信性，也推动了某些事件的良性发展。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关于李刚生平、背景、财产拥有量颇为复杂的信息被曝光，都得益于网友们挖地三尺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微博正在扮演着公共职能的成功执行者[2]。因此，微博拓宽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可以让更多的话题进入微博，让越来越多的公共话题付诸实践，在人们围观并发表意见的条件下，影响舆论的导向，从而引导事件的发展[3]。

（二）网络公共领域中草根的声音得到放大，进一步维护公民权益

作为一个良好的发声平台，微博中的草根们，因为能够发表使公众产生共鸣的言论而成为意见领袖，迅速攀升为网络红人。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当网络舆论事件当事人的政府权威背景与公众的草根身份形成天然对立之时，就诱发了公众对于公共权力滥用、贪腐受贿、徇私枉法等现象深层问题的担忧。此时，微博中的草根网民们，就会期待用其话语权来行使网络监督与问责来挑战既有权威，并警示公权占有者不得滥用职权。微博让社会弱势群体多了一个诉求平台，更好维护了自己的权益[4]。由此可见，微博的社会监督功能，一方面能够在公民围观并发表舆论的过程中影响事态的发展和进程，并推动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能够对事件的进程和发展进行反思，有助于公民公共意识的普及。

三、围观中隐含的道德风险

从“路过”走向“围观”，从“沉默是金”变成“众声喧哗”，微博赢得了“围观改变中国”的赞誉。但在这种围观式的传播中所隐含的道德风险也应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一）公私场域界定不清，使道德成为表演和报复的工具

从张海迪入日本国籍，到雷锋生活奢侈，从“7?21”动车事故外国人获天价赔偿，到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这些曾经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谣言，都出自红极一时的网民“秦火火”等人之手[5]。正因为集个人独语、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特性于一身，微博造就的不仅仅是人与人的传播，而是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空间。因此，在这种公私边界模糊的困扰下，就会有人借助微博直播效果的真实感，粉饰和诋毁个人或公众形象与行为。表面上似乎只是记录私人行为或发表言论，而实际上是精心在博友面前上演的秀。靠制造舆论造就的热点，无论结果如何，对社会道德都是伤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