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2】

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况

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4]。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可以算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碰撞，当然后面的部分用来描述这一碰撞并不十分恰当。我们可以从该理论辨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碰撞。

“认同”可以拥有不同的定语，形成多种形态的“认同”。就个人而言，认同同时表现为两种面相，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指涉“存异”，即“自我证明”和“自我预期”，后者指涉“求同”，即“去个性化”[5]。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必定要研究其自我心理状态的生理体验，当然也必须同时研究社会，或者说是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自我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主体主观上对自身的认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自我认同是对自身社区融入的一种主观满意程度与自我评价；同时，它又包括主体在一段时期之内的自我意识，如自信、自卑等最基本的状态。

（一）自我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往往能够通过主体的行为体现出来。在以往研究中，常常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因为其受过更高的教育，对自身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因而就具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值，对自身的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有更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于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第三产业，同时，他们更加注重职业的工资待遇，更加关注员工福利信息，这就说明，他们并非只是追求一份工作，而是追求自身的发展机会。

在对工作各方面追求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的维权意识也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大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逐渐向积极主动的表达方式转变。这恰恰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提高，他们认识到了自身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更加愿意、也更加期待能够得到更高的待遇。在他们发现所在单位无法满足自身要求或损害了自身利益时，他们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一样选择默默忍受，而更多的倾向于跳槽和寻求法律援助。新生代农民工比起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他们早已不满足最基本的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而更多地追求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等更高层次的权力。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提高不仅仅是工作追求的提高与权力意识的增强，还体现在对于金钱之外的事物的追求上。老一辈农民工更多地抱着“养家糊口”的思想进城务工，而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很少有这种想法。他们不仅仅只是注重金钱，还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情感体验的要求以及文化教育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参与更多的社区文化生活，以求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对自身的职业发展也充满着更多的期许。

（二）社会身份认同

社会认同就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价值承诺[6]。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所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主、客观两方面上重新定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城乡二元结构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于其阶层的形成与归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只抓住了社会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等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对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而较少有抓住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做具体阐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新媒体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着显著影响，而两者之间极强的相关性也逐渐通过越来越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