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2】

“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1954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在中宣部的安排下，38岁的甘惜分离开重庆，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副教授，主讲新闻理论。4年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自此在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8年正式离休。然而，“象牙塔”教书育人的事业并未给甘惜分带来与世无扰、平静悠然的生活，相反，“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来就与人争论不休”。究其缘由，甘惜分却举重若轻：“无非是探讨这门学科的规律，作真理的追求。”

不得不提的是，甘惜分新闻学术之路的开启，恰恰伴随着中国社会在政治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特殊时代背景。同时，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草创之初难免各家争鸣、意见分殊。再加上当时的甘惜分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执着敢言，于是乎，明枪不躲，暗箭不防，“生就一副犟脾气”的甘惜分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漩涡，驻足回首，又是一串唏嘘。

1957年夏天，北京召开了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用毛泽东的话说，第一次是“否定”，第二次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对第一次“否定”的反击，即反右派斗争。当时还在北大的甘惜分出席了两次座谈会，并且在第二次会议中将同样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来自复旦大学的王中作为了主要的批判对象。

“我与王中，新闻观点是始终有分歧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有的是可取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小的片面性。如果他更冷静些，更客观些，多一点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综合起来，甘惜分大体批判了王中的如下几个观点：一是“报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不是阶级需要的产物；二是报纸具有商品性和政治性两大属性；三是“读者需要论”。甘惜分说：“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是在新闻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

无论如何，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恩怨并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王中的去世而消隐，相反，却在甘惜分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结和反思。“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并没有批判他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有哪些失误，而是动不动就把人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到反革命分子。其实，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样同遭文字之灾的大批新闻界和各个学术界的朋友，都是无罪的，他们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对执政党的政策有所建议、有所批评，也应当是容许的。也就是说，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时过境迁，甘惜分的这番肺腑之言令人扼腕。而当年曾被视作新闻理论南北两派代表性人物的王中与甘惜分，如今一位早已作古，徒余叹息；一位已值迟暮，白发婆娑，此间的物是人非、个中得失又如何不教人追忆。当下重提甘王之争，其意义除了让人积极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提醒知识分子须时刻看清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割裂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时，甘惜分曾表示要出一本书——《我与王中》，详细记述这场论争的前因后果。然而当被再次追问出书一事时，甘惜分则表示没有必要了。“我其实对王中了解很少，只是与他有过一场争论。我追求真理，我和他的争论就是这样。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延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深，他解放前后一直在上海，他坚持他的东西，我坚持我的东西。所以，他要说服我，我要说服他，都不容易。现在他早已经不在了，还论战干什么？不用了。那本《我与王中》，也不准备写了。”

实际上，甘惜分与王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那场论争仅仅只是掀开了他其后“暴风急雨”论争人生的开始。1960年，他卷入中国人民大学清查“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孤军之力遭到批判，所幸“真理在手，无所畏惧”，最终在中宣部工作组的调查下澄清了是非。然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究没有让他躲过厄运，但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的经历，甘惜分却不愿多谈。

有过冤屈，有过愤懑，有过懊悔，也有过酣畅，但甘惜分将这一切都视为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经过程。“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