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官方印刷业中心——王府井大街117号寻踪【3】

（三）《华北日报》与鲁迅、周作人

1929年1月《华北日报》创刊时，鲁迅已离开北平南下3年多，定居上海。1909年，鲁迅翻译过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关于描写战争及战争对人性摧残的中篇小说《红笑》，只译过几页，译稿业已散佚。

上世纪20年代末，两个年轻人鹤西和梅川也翻译过安德列耶夫的这篇小说。

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与鲁迅、柔石、许广平等创办过朝花社。1928年暑假，梅川将译稿《红的笑》寄给鲁迅，请鲁迅介绍发表。同年10月，鲁迅将梅川译稿送交小说月报社。1929年1月10日，《红的笑》译文一次性登载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上。

1929年4月，鹤西看到《小说月报》上的梅川译文，怀疑梅川有见过并抄袭自己译稿的可能，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笑》的长文，分三次连载于1929年4月15日、17日、19日《华北日报》副刊上。

1929年4月20日，鲁迅看了鹤西发表在4月19日《华北日报》副刊上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后，当即著文反驳。鲁迅认为鹤西仅凭彼此之间有“神似”之处，就“诬别人为‘抄袭’”，实乃“神经过敏”、“想入非非”。 4月24日、 5月8日，鲁迅又作了两次尖锐驳斥。

1935年6月3日，徐霞村在给戴望舒信中说：“周启明（周作人）每月至少给我三、四篇稿子。”据徐霞村回忆，周作人每次都是自己写一篇，用的笔名是跖堂，还把他大儿子周伯尚的作品搭一篇。为了吸引周作人来稿，他儿子的文章也就用了。

1938年9月15日，《华北日报》被日伪接管，改出《武德报》。《武德报》表面上是一家报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报导机关”，老板是军部少佐山家亨。1944年3月，周作人在《武德报》发表《破门声明》，与其弟子、伪北大中文系主任沈启五断绝一切关系。沈启五与俞平伯、冯文炳（废名）同是周作人门下的“三大弟子”，以写小品文著名。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刊载的朱家骅声明华北教育未奴化的报道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之一。最终，法院从轻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北平昌实电器厂（北京人民电机厂前身之一）按照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将王府井大街279号华北日报印刷厂和北池子文书馆1号院武德报印刷厂的全部印刷机拆卸、包装好，运送到人民日报社前身之一的《晋察冀日报》社，这大概是《华北日报》与《人民日报》的最早渊源。

（四）张明炜对《华北日报》的管理

1945年10月1日，《华北日报》在原址复刊，张明炜任社长，同时创刊日文版，供日本战俘阅读。张明炜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平津特派员，兼华北日报社社长。

有人说，张明炜办报，与《大公报》张季鸾颇有相似之处，即“以报为家”，待同人若子弟，特别重视发行工作。当时一些人办报，“多偏重编辑言论，而忽视经理”，所谓“经理”即现在所说的“发行”。张明炜在这方面采用“接力制”，即前道工作尚未结束，下一班的工作人员已在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段和一段连结起来，每一段节省十分钟……所以当别人还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张明炜的报纸已经出版了”。

对报社同仁，他经常自掏腰包，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邀请编辑部同仁到街头小肆或摊贩上吃一顿水饺或面食。其时，他对已与溥仪离婚的淑妃文绣的飘零身世多有同情，不仅安排进报社做校对，还将李宗仁部下的少校军官、姑表弟刘振东介绍给文绣，后两人成婚。

大约 1948年底，张明炜写了一份《华北日报概况及目前困难》的报告。报告中说：“复刊3年来，惨淡经营，发行量达6万余份……城被围，发行减至2万份以下……物价高涨，生活日感困难……采取紧缩政策……报社200人……目前营业收入估计每月金圆60条。”

送出这份报告之后，张明炜乘坐飞机逃离了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的北平。1949年2月1日，《华北日报》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