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类”电视节目：为底层阶层代言【2】

二、底层阶层“权利寻租”的背后

（一）被削弱的底层阶层的话语权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呈现出两种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二是细化碎片的不断聚合。[3]社会分层结构细化和聚合的结果，是形成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并且强势群体日渐成型，弱势群体日渐庞大，社会结构正日益向两极化趋向发展、集中。

较数量较少却拥有诸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的结构构成更为多元且人数众多，并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向。弱势群体因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互动等资源占有方面都居于从属地位，使得他们在社会决策上缺少自主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等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歧视和疏远，甚至连法律保障的某些权益方面也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切实解决。不仅如此，转型期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又使阶层的发展呈现出固态化趋向，弱势群体中的精英也越来越难以凭借自身的能力进入强势阶层，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底层阶层的话语权。这样，底层阶层群体的话语失语，使得他们既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无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呈现出日渐边缘化、失语化的态势。底层阶层的话语失语，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继续在现有体制下沉默，要么在沉默中爆发，形成抗争——或通过向政府部门反映或向媒体求助或举行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体制内的抗争，也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或暴力或仇恨或报复等方式发生体制外冲突，甚或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底层阶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底层阶层本身的问题，更是社会性的问题。在底层阶层数量日渐扩大、构成日渐复杂多元的当下，其命运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因此，给予底层阶层平等的话语权，让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民主社会发展的表征，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媒介权力对底层阶层的话语垄断

传媒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说过：“谁掌握了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4]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媒介权力的力量。媒介具有监测社会、传播信息、提供娱乐等功能，不仅如此，媒介还借助“议程设置”，实现对舆论的传播、引导与控制，并与社会产生非同一般的联系，甚至使人们形成对媒介的依赖。这样，媒介传播信息的权利因控制了信息传播的资源而演化成媒介权力。

媒介权力的象征性基础是媒体文本，媒体文本既是媒体意义的生产者，也是媒体与受众的连接点。因此，媒介权力是通过媒体文本得以表达和实现的。不过，媒介权力并不一定完全具有“扩散影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它总是受到各种权力的压力，这些权力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干预、机构规制、市场压力（包括经济与竞争）、国家法律以及受众的反馈和消费等，这使得媒介权力总是权衡各方权力和力量，力求找到信息传播的平衡点。或者说，媒介话语是受各种权力力量的规制之后而形成的意义组合。各种权力和力量相互交织，一起角力，共同建构起媒介权力的信息传播结构。

底层阶层消费能力低下的现实，决定了电视媒介难以为底层阶层建构他们的频道或栏目，这也是底层阶层成为电视媒介失语者的主要原因。不过，“帮忙类”电视节目因其强烈的民生性、故事化以及情感、情趣性而吸引了众多的电视观众观看该节目——不仅底层阶层将之看作是发出“自己声音”的栏目，而且也吸引了众多具有消费能力和时尚话语权而自嘲为“新底层阶层”的中层阶层的加入，甚或社会管理者也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对帮忙类节目进行关注，这使得该节目类型的受众群体与阶层骤然扩大，拉升了节目的收视率。于是，打着公益、品牌化的幌子却行追逐收视率和实现经济效益的电视媒介纷纷上马“帮忙”类电视节目，并骤然间火爆荧屏，成为电视媒介“吸金”的重要节目形态。

虽然说，“帮忙”类电视节目因其“维权帮忙”的本质而赢得收视率和品牌价值，但并非所有的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的“求助”都能获得电视媒介的“帮忙”或应答，众多牵涉到政府机关的决策而导致的困民扰民的行为，以及底层阶层反映的高频率“求助”事件，却总是被电视媒介限制、遮蔽、忽略，表现出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对底层阶层话语权的垄断，显示出底层阶层话语权的无力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