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后真相”時代下網絡群體極化現象【2】
——以“榆林產婦墜樓”事件為例
(三)受眾自身特點
1.網絡群體“狂歡”
研究表明,網民“群體極化”傾向更為突出,網民在網上因趣味相投而組成虛擬團體,並形成較強的群體認同感,這種情況容易使某些觀點產生極化。而社交媒體具有匿名性的特點,匿名化的網民利用符號進行互動交流,缺乏責任的約束,沖動、非理性的行為更容易被激發,對於生活中不敢或不願表露出的意見,在網絡空間中更加容易被表現出來,例如對社會表達不滿和挑戰權威,並走向群體“狂歡”。
在真假難辨的網絡信息中,受眾不再那麼介意所獲得的是否是事實,而更在意自身的情感情緒是否在事件中獲得代入感。“后真相”時代,受眾的個人理性迷失,僅依靠已有經驗和認知表達觀點。輿論從產生、發酵到消亡的整個過程,“狂歡”的受眾大量聚集,卻鮮有人真正地去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輿情事件開始演化為受眾發泄情緒的一個出口。
2.受眾的刻板偏見
“刻板偏見”是指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的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它會讓我們在認知某個群體時忽視個體的差異,對個體做出不夠客觀的評價。“后真相”時代下的網絡群體極化現象與受眾的刻板偏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即使是錯漏百出的一個謠言,隻要切合網民的刻板印象,便能引起輿論爆炸。
例如在“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中,最初網民群體僅根據醫院提供的單方面聲明——家屬反對剖腹產,網民腦海中預存的“家庭矛盾”“夫妻矛盾”“產婦沒地位”等刻板印象便立刻浮現出來,部分女性群體紛紛將自己與墜樓產婦的身份置換,認為產婦的遭遇即是自身的一個縮影,然后將當事人家屬作為不滿情緒的宣泄口。隨后亦此,在“醫患關系”刻板偏見作用下,以曾經在醫院經歷不公待遇的“遭遇者”為主的人群開始對醫院進行了新的討伐。
(四)傳統媒體的缺位
“后真相”時代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煽情性、鼓動性的信息,網絡受眾的情緒化意味著受眾有時刻面臨被擺控的風險,而傳統媒體作為輿論的引導者,它具有的權威性是社交媒體所不能比擬的,如果此時傳統媒體缺位,將造成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加劇。
從“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中,我們發現,產婦於8月31日墜樓身亡,事件從9月3日在微博爆出並在社交媒體上引發輿論高峰,而直至9月5日才陸續有媒體跟進報道。相比而言,傳統媒體的報道相對滯后,事實真相無處探尋、網絡媒體的眾說紛紜導致人們隨意對事件作出評判,在群體感染機制的作用下,網絡群體更易產生群體極化。
三、“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反思
“網絡群體極化”現象背后隱含的社會問題不容忽視,否則有可能從網絡虛擬聚集,發展到真實的社會運動中來。因此,有效減少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除了需要解決背后隱含的社會問題,還需傳統媒體、網絡空間和受眾同時發力。
(一)傳統媒體應發揮輿論引導作用
網絡空間是群體極化現象發生的土壤,整齊劃一的輿論傾向導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網民盲目站隊、跟風,促進了群體極化。而傳統媒體是輿論的引導者,雖然在時效性上與社交媒體有一定的差距,但它依然是傳播的主力,特別是在突發性事件中,傳統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可替代,它所積累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使之佔據話語權。因此,在輿情事件發生后,傳統媒體應該及時調查事實真相,對事件進行議程設置掌握話語權,並在“兩微一端”及時公布真實消息,緩解網絡受眾的不滿情緒,引導網絡輿論向理性的方向發展。
(二)加強網絡空間的治理
目前網絡相關建設還不夠完善,各種信息在社交媒體上暢通無阻,即使是事后刪除,其擴散造成的影響也是無可挽回。因此,對於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網絡營銷賬號捕風捉影、煽情化傳遞信息的現象,相關部門和平台運營商應該給予相應的處理,不僅如此,國家相關部門還需要加快網絡實名制制度的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掃除網絡霧霾,淨化網絡空間,讓謠言無處遁身。
(三)提升受眾的媒介素養
在“后真相”時代,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是減少群體極化現象發生的重要途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提高受眾辨別信息的能力。對於一些明顯的虛假消息,網民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避免被一些營銷賬號“帶動情緒”而做出不理智的行為。二是提高受眾傳播信息的能力。不盲目跟風、轉載,在輸出符號的同時,要判斷內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參考文獻:
[1] 維基百科.Post-truth politics[EB/OL].(2017-02-23)[2017-02-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truth_politics.
[2] (美)凱斯-桑斯坦著.黃維明譯.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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