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題視角：第一人設“我”的身份重合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一部關於故宮文物修復者的紀錄片，強調的主角是“我”，而“我”就是指故宮文物修復者，本來與觀眾沒有什麼關系，卻因為第一人稱視角，將“我”和屏幕前面的受眾“我”聯系在一起，這種第一人稱暗示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受眾與“國之巨匠”的距離，很多受眾在觀看時會有設定的虛擬身份，從而達到心理的某種共存。

這種零距離的第一人稱視角恰如其分的給了新媒體強烈互動的氧氣，符合新媒體互動社交的特性，受眾在達到身份認同的時候，會觸發行動和給予反饋，尋求集體的共鳴，從而獲得一種存在感和儀式感。

在B站觀看《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時候，每當出現新人物上場的時候，彈幕出現類似“我就是男神王五勝”“我的女神紀東歌”、“我想和她在故宮騎自行車”等刷屏，當看到青銅器修復大師王有亮騎車出故宮抽煙的時候會有“前方高能預警”“我服”“碉堡了”等彈幕頻繁彈出，這幾乎成為一種用戶相互間約定俗稱的彈幕禮儀，而這大大增強了用戶的儀式感和參與感。

二、敘事視角：切口小、反差大

《我在故宮修文物》以文物修復者的日常生活作為敘事切口，擁有強大話題性的“故宮”甘當“綠葉”，成為紀錄片敘事的背景，這是一個很小的卻又很巧的切口設計，影片中有一句解說詞“這與我們想象中的氣氛肅穆、戰戰兢兢面對文物不同。修復國之瑰寶的現場，其實大多數就是這樣輕描淡寫，顯得很日常化。”這句話奠定了敘事的基調，不會採用太過庄嚴的語言和嚴謹的文本去敘事，那麼如此平淡的展示日常生活的紀錄片為何能夠引起廣大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呢？在敘事視角上雖然採用了大眾化敘事視角，卻在片子的整體上形成了眾多的反差，這種反差恰好迎合了樂於解構一切的青年文化口味。

1.現代解構傳統——格物與趣味共鳴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中，主體是修復者，客體是故宮文物，修復者是現代人，文物是有著時間意義的歷史物品，這裡面就涉及到了兩個方面的反差，一是修復者本身對傳統的認知，在影片中最為明顯的一段就是“王五勝修復唐三彩的馬尾”，由修復師的自身講述來析疑解惑。木器組屈峰作為年輕一輩的修復師，對修復工作有獨特的認知，他提出用用中國古代“格物致知”的精神來要求自己，同時用修復師的品格修養去賦予器件不一樣的解讀[1]。這本身就是現代人對傳統的一種解讀。二是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的解構如火如荼，充滿了90、00后解構一切的文化味道，比如“修復馬尾”這段，會有很多彈幕彈出如“用我的馬尾好了！”“唐三彩的馬尾是朝著地的！”“大師的想法果然不一樣”等，既是一種參與，同時也是一種趣味上的共鳴。

2.年輕人的快餐文化——修復者的慢生活

影片採用了參與式拍攝手法，絕大部分採用固定鏡頭，很少使用運動鏡頭，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故宮文物修復者的“慢”，但編導有意無意的在鏡頭中點綴了有趣的快節奏生活的鏡頭，比如王津師徒參加鐘表展覽，編導特意快速切換鏡頭去表現故宮之外的城市快節奏生活，諸如此類的鏡頭雖然不多，但總能看出編導的敘事意圖，極力在構建一種反差，恰如其分的表達了修復者們“一生隻做一件事”的大師氣韻。

這種大師的慢生活姿態，放在以年輕人快節奏文化為主的新媒體上，又會形成另外一種奇妙的反差，很多年輕人會用很多詞匯通過彈幕去表達那種慢的向往，譬如“我要去故宮應聘”“在故宮騎自行車是怎樣的一個體驗”“我要當青銅器修復師”“我也想在故宮打杏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話題討論度。

3.國寶級修復大師——生活上的普通人

一般以故宮為題材的紀錄片，絕大多數會被拍成文獻類紀錄片，可以試想一下：屈峰、王五勝等正襟危坐，庄嚴肅穆的鏡頭、字斟句酌加工后的文本解說詞、情景再現式的特效合成，如果是這樣，絕對不會有B站彈幕彈出的“我要嫁給王友亮”，隻會形成“修復大師是敬而遠之、高高在上的國匠”身份。影片成功之處是將國寶級修復大師和生活中的普通人兩種身份巧妙的融合起來，且毫無突兀感和距離感。觀眾看到的是“隔壁鄰居、街頭菜場”的普通人的生活，“國寶級修復大師也會像普通人一樣騎自行車、抽煙”等，這種人設上的反差融合，使影片本身顯得沒有那麼嚴肅呆板，從而拉近與用戶的距離，修復師們以雙重身份給觀眾帶來立體的觀賞體驗，同時豐富的記錄內容也極大滿足了觀眾的求知心理和獵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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