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9月刊

摘要：多年來，國內業界和學界把新聞同新聞報道混為一談，新聞報道成為無人問津的理論領地，新聞報道的內涵、特征、價值、標准，報道方式與法則等一直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本文試圖對這些議題進行粗淺的探索，認為，新聞報道是媒體把某種意圖注入新聞文本，通過把關、修改、編排和制作介質等環節，向受眾表達媒體對新聞事件的判斷。

關鍵詞：新聞報道﹔報道內涵﹔報道價值﹔報道范疇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盡管“新聞報道”這一概念在業界和學界使用率很高，同“新聞”一樣被人們所熟知，但國內對它幾乎沒有研究。翻閱所能找到的新聞學教科書、研究文章和“網絡百科”，對新聞報道的系統闡釋竟然毫無蹤影，使用這一概念的人都沒有觸及它的涵義和范疇。本文認為，新聞報道是媒體把某種意圖注入新聞文本，通過把關、修改、編排和制作介質等環節，向受眾表達媒體對新聞事件的判斷。正如日本新聞學者新井直之所言：“所謂報道，是認識、判斷和表現事實。” [1]所有新聞報道，都包含媒體對報道價值的認定，以一定方式再塑記者的新聞稿，用致效法則向受眾推銷媒體意識。

一、報道與新聞是兩個不同范疇

新聞報道的最高目的不是陳述事實，而是對新聞事實作出該不該報道的判斷，告訴受眾新聞有什麼意義。新聞僅是記者對事件的陳述，而新聞事實被如何陳述，以何種方式陳述，都滲透媒體的意圖，是報道的主要涵義。

把“新聞”和報道混為一談，歷來是我國新聞界的俗見，從新聞定義到新聞的特征與價值，研究文章洋洋洒洒、無計其數，而對報道的研究不僅鳳毛麟角，即使有也十分膚淺，沒有將“報道”當作一個獨立的新聞學范疇。把新聞與報道捆綁在一起，視為一個銅幣的兩面，最常見的弊病是把“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作為標准的新聞定義。 ①

以這個定義的邏輯推斷，沒有報道的新聞事實就不是新聞，這無疑是違反實踐和科學的。在編輯部裡，由記者寫出或制作的新聞文本大家都認為是新聞，但由於它過於敏感而被扣押，沒有付諸報道，是常有的現象﹔有的新聞，這個媒體沒有報道，其他媒體則大加報道，又如何承認或否定它是新聞呢？新聞發布會上剛剛發布的新聞，媒體還沒有報道，能說它不是新聞嗎？這些實例都推翻了上述新聞定義的邏輯。顯而易見，新聞並不是報道，不以是否報道而成立。隻要基於新鮮而有知悉意義的事實並制作成文本，新聞就成立了，並非以報道為前提。何況許多媒體有時報道的並不是新聞！

新聞能否被報道，需要媒體把關人對它的報道價值做出判斷和評估，符合報道方針的新聞才能報道，不符合報道方針的新聞，不是被拋棄，就是要求對其修改和加工，達到報道標准才能進入報道程序。所以，寫作新聞文本和報道盡管二者緊密相連，但完全是兩個不同范疇，是兩個新聞生產的不同階段，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

二、新聞報道的起點：報道價值的判斷

新聞與報道的不同，還在於它們有不同的價值指向。新聞價值是指新聞滿足受眾需要的功效，而報道價值則偏重於新聞事實對媒體的效用，主要體現為媒體對事實價值的認定。新聞文本隻有能夠表達媒體的立場，訴諸媒體的社會抱負，才能被列入報道對象，納入報道程序。當記者把新聞稿件提交給編輯部，編輯首先審視新聞事實是否真實，對社會是否有價值，有哪些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這一系列追問的背后貫穿強烈的報道意圖，充滿編輯的思考與判斷，在新聞報道的最后文本中，合盤托出媒體對新聞事件的看法。整個過程，需要報道價值觀的指導。

在現實的政治觀、經濟觀、社會觀和文化觀的制約下，媒體都有特定的報道價值觀，面對一條新聞，從報道價值出發對其做出是否應該報道的決定。報道價值觀支配各個時代的媒體和編輯的報道活動，體現為媒體的報道方針。但它常常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為媒體的高尚與污濁劃出一道界限。19世紀50年代興起的獵奇新聞觀，認為離奇、古怪、異常的事件才有報道價值，因為販賣天下奇聞能為媒體吸引大量受眾﹔19世紀末的一些報業寡頭則把凶殺、災禍、色情、犯罪等刺激性內容視為報道價值，借助兜售黃色新聞在報刊競爭中擊垮對手﹔德國法西斯曾把政治需要作為新聞的報道價值，服務於其獨裁統治和戰爭政策，釀成血腥、暴力和戰爭新聞的肆虐。

報道價值伴隨新聞觀的更迭不斷改變，吸納一切優秀的社會價值觀發生自我變革。在當代中國，媒體依據滿足受眾和社會的有益需要，把有助於建設和諧和小康社會作為報道價值，形成引領潮流、創新生活的報道價值觀。我國人民的頑強奮斗和火熱生活，改革開放的偉大創舉，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既能表現今天的時代精神，又能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成為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價值。

對於報道而言，記者完成的新聞文本只是個半成品，編輯部還需對它進行報道加工。此時大小編輯（包括編輯部主任、主編、總編輯）以報道價值觀對其把關，經過“頭腦風暴”的切磋，決定如何再度建構新聞文本。編輯部每天對記者提交的新聞稿進行鑒別和精度化，進一步把握事實同受眾的關系，確定新聞的實踐和精神價值。在進入新聞包裝環節——修葺新聞的面孔與神採，拿捏報道方式和媒體意圖的表達，進行版面與節目安排——全方位提高新聞的品味。經過相繼緊張的謀劃，一條新聞被裝上報道的各種配件和飾物，最后便進入制造介質階段。

由此可見，新聞報道是對新聞文本的再造，從內容到集納形式神塑新聞的品質﹔這一環節集結了編輯部的集體智慧，新聞慧眼時常巧施靈秀，使原本粗俗的新聞爐火純青。不可否認，所有報道技巧的運用都基於新聞事實，不可穿鑿附會、強詞奪理，背離事實固有的趨向，這是堅持報道科學性的前提。新聞報道的這些特征不僅雕砌了新聞的最后形體，也將其靈魂順其自然而輸入受眾的心裡。

三、報道方式與新聞氛圍的鑄塑

報道方式用得適當，拿准新聞的信息矢量和思想定位，能賦予新聞特定的影響力。對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新聞事件採取不同的報道方式，鑄塑其特殊的新聞氛圍，能把媒體對事實的理解充分展現出來。一切重要報道都被媒介意識形態化，新聞被賦予某種氣息，讓受眾感悟新聞的意念。在通常情況下，一次性報道、多次報道(連續報道、追蹤報道)、組合報道與參與性報道，是媒體鑄塑報道氛圍的主要方式。

大量新聞僅報道一次就結束了，新聞生命短暫，僅展現事件的一幕。動態新聞時空有限，多採取一次報道，因為不用多大篇幅就能反映事件的過程和完結。2016年2月14日《楚天都市報》報道，秭歸縣一棵高30米枯死的千年油杉被群眾拜祭的鞭炮引燃，最終燒得隻剩一段殘余的枯干。消息盡管被幾百家傳統媒體和網站轉載，卻始終沒有后續報道，一次報道就給受眾提供了足夠的信息。閃現一幕的單一、偶發事件，記者偏重具象的再現，一次報道足可以使受眾的信息欲得到饜足。

什麼樣的事件採取一次性報道，是媒體每天都遇到的問題。總括而言，適於一次性報道的大體有四類事件：事發當天就終結了事件的過程，不再延續﹔倘若一個事件雖延續幾天、甚至十幾天，但對發生地以外的空間沒有太大意義﹔娛樂事件，僅僅給人們提供簡短的快慰﹔一個事件盡管比較重大，也有后續性，像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方的負面事件，大都進行一次性報道。1982年“天安門廣場駕車撞人事件”、2016年1月9日“爺孫倆墜入冰窟雙雙身亡”等新聞，都用一次報道展現事件的一瞥。這類事實帶有負面、不幸和消極的性質，報道價值不大，報道一次讓公眾周知即可。

與此相反，有后繼動向及涉及國家命運和公眾利益的事件，要以多次報道反映歷史變動的連續性和深刻性。2016年2月18日“西班牙搜查中國工商銀行馬德裡分行后帶走5名銀行主要負責人”、2015年12月1日“人民幣納入SDR籃子成世界貨幣”、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約見馬英九，兩岸交流獲突破”、2015年10月29日“二胎全面放開大幕開啟”、2015年10月27日“美軍艦巡航我南海島礁”等新聞，都採取多次報道，使新聞的氣氛濃郁並步步達到高潮，產生了令人矚目的效果。多次報道包括連續報道和追蹤報道兩種模式，以多頻和強勢信息再現重要事件的意義和氣勢，突出新聞的分量。對持續發展的重要事件和社會問題，在一段時間內進行三次以上披露，每次報道圍繞一定情節或主題展開，使連續報道呈現出使命感。連續報道為了揭示事件的糾集性或宏大主題，注重集中典型和有深度的事實，多次新聞的內容帶有遞進性或推進感。追蹤報道則以生動的描述或懸念設置披露同一個事件的下一步發展，每次報道多有曲折的情節和疑團莫釋的結尾。正像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一樣，“章回味”甚濃，每次新聞都給人留下疑問，挑起受眾的受閱期待。追蹤報道和連續報道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新聞敘事波瀾起伏、耐人尋味，多為社會新聞﹔后者則是對重要社會議題的解讀和再現，視野較為宏大。

組合報道最能把社會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規模和重要程度凸顯出來，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新聞節目中通過一組稿件揭示某種現狀、社會問題或最新觀念，再現事物的最新動向和發展。2016年春節一過，中央電視台每天推出幾篇街頭專訪，就“孝順觀念”報道中國老百姓的最新精神面貌和道德體驗。在多次組合報道中，雖然多為一問一答的對話，但觀眾可以看到各類群體對長輩的敬愛和感恩之情，思想厚重，氣勢不凡。

參與式報道把公眾引入新聞舞台，是媒體反映殫思如潮的社會動態的最佳方式。好的媒體要有民眾基礎，議題性新聞應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參與式報道作為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重要途徑，對媒體干預生活提供了無窮資源。其中，談話新聞（包括新聞訪談、新聞對話、新聞論壇）作為表達民間真話和真情的重要形式，總能征服千千萬萬個受眾。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就是名聲斐然的參與式節目，邊披露信息邊推介被訪人的觀點，談鋒有時直指社會弊病，使新聞有不可抗拒的穿透力。對分歧較大的社會痼疾或民生問題，邀請數位觀點對立的人士交流信息和看法，盡管各抒己見、交鋒熾烈，但對受眾辨別是非大有裨益。不可否認，披露社會趨勢和人間不平，讓受眾看到正義的陽光，參與式報道具有獨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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