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利國家、戰爭國家與恐怖主義

在《飢餓游戲》第三部《嘲笑鳥》中，最終在推翻施惠國的政府的抗爭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出現的第13區。事實上，13區並沒有毀滅，由於掌握了核武器而與施惠國形成了微妙的對峙態勢，一直隱身地下休養生息。身不由己地成為起義者的精神旗幟“嘲笑鳥”的凱特尼斯被裡應外合救出，送到了第13區。她對13區頑強的生存能力感到驚訝，但又無法適應這個全員皆兵、以戰爭為中心高效運轉的軍人政府。軍人博格斯——13區總統科恩的左膀右臂——告訴她，正是徹底的軍事化體制使13區得以保存。這裡有另外一條深入人心的國家安全理論，即，使國家在面臨內部（或外部）威脅時免於覆滅的保証，是強大的軍事實力（如13區擁有的核武器），以及更重要的，時刻准備迎接（或發動）戰爭的生存方式——無論是否贊成13區的立國原則，這段情節傳遞出的觀念無法不讓人想到霍夫施塔特所說的，所謂“美國政治的偏執狂風格”。影響了這一觀念形成的兩個主要因素，源於現代契約國家的本質，以及當下的新自由主義化轉變。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論証了，競爭、猜忌和榮譽是造成爭斗的三個天性，如果“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就會導致一切人對一切的人的普遍的戰爭狀態。人們恐懼於自然狀態下必然導致的戰爭與死亡的悲慘命運，欲求舒適的生活並希望可以通過勤勞經營最終獲得這樣的生活，所以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力，“互相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②，這就是霍布斯所定義的契約國家的誕生。可以說，使利維坦誕生的核心激情是恐懼。然而，主權神聖化，或者說“國家中心主義”對國家的盲目崇拜，首先會導致過分重視國家權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使安全研究等同於（軍事）戰略研究﹔其次，由於過分重視軍事實力而進行軍備競賽，反而給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潛在的威脅。如果將安全理解為狹義上的軍事安全，政府以國家名義擴大權限、侵犯公民隱私（如斯諾登事件、維基解密事件所顯示的那樣），或者進行軍火交易、聯合顛覆別國政府（如1973年的智利政變），對其民眾的自由和身體安全構成的潛在威脅恐怕遠大於任何預想的外部威脅﹔另一方面，如果安全包括了廣義上的非軍事威脅，那麼許多國家（發展中國家更甚）在為其民眾創造的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如食品衛生、資源環境等危機方面，難辭其咎。最終，國家安全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民主社會蛻變為警察社會。對冷戰以來的全球國際關系的觀察結果顯示，戰爭“已不再以完成民族國家領土內的戰略目標為特征，而是與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義規劃聯系在一起”，“以維護或者破壞世界和平與秩序為導向”③。視之為美國戰后的帝國主義擴張也好，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生產轉向而導致的國家主權調整也罷，其背后的推動力量，毫無疑問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樂觀的宣傳家們，比如哈特和奈格裡，聲稱，現代戰爭的驅動力已經不是國家的領土擴張野心和地緣政治戰略，而是超國界的自由個體的生命和人道主義干涉義務的層面之上。但真實的情況是，隻要外部威脅一直存在，軍工復合體就可以從永久軍事化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利益，市場自由的最高原則確保其正當性，而與國家安全挂鉤則保其不可侵犯——在這一點上，想象的威脅同真實的威脅同樣有效，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話。這就是干預主義的福利國家轉化為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國家，最后發展為戰爭國家的可能性邏輯。當現代文明已經戰勝了對唯物主義的恐懼、對有色人種的恐懼、對少數性向的恐懼之后，恐怖主也許是現代社會僅存的，因而不可或缺的“他者”。

回到《飢餓游戲》的情節上，凱特尼斯為了拯救還被關押在凱匹特的其他“貢品”，以及擺脫自己的創傷應激障礙，決定單槍匹馬地去刺殺斯諾總統，小說中她最終得到了13區的同意，而電影中她是在另一位被解救但憤世嫉俗的“貢品”約翰娜的縱容，或者說激將下偷偷離開的。臨別時，她對凱特尼斯說了這樣一番話鼓舞士氣：“任何人都能被人殺死，即使總統也一樣。隻要你情願犧牲自己。”“任何人可以殺死任何人”的宣言仿佛退回到霍布斯所描繪的自然法狀態下自相殘殺的可怕境地，奇怪的是一向對恐怖主義神經敏感的美國觀眾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感情緒。刺殺沒有成功，凱特尼斯本人還在反抗軍制造的恐怖行動（偽裝成政府軍襲擊平民）中失去了妹妹波麗姆。凱特尼斯與13區的總統科恩之間的理念沖突隨著戰火逐漸升級，在斯諾提議再一次舉辦“飢餓游戲”以懲罰凱匹特所有當權者的時候，矛盾達到了最高潮。凱特尼斯又一次決定刺殺總統，這一次，她成功了。

恐怖主義根本上屬於對國家暴力的再分配行為，至少在《飢餓游戲》這部作品中，對其進行倫理判斷是很難的。凱特尼斯的恐怖行動阻止了又一個軍事獨裁政權的形成，我們（至少美國觀眾們）樂意相信，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但考慮到已經被新自由主義觀念植入的政治想象，或許“毫不留情的資本主義”會是那個未被寫出的結局。無論如何，科技最終會賦予個體與整個社會抗衡的力量，彼時，就像奧威爾以他一貫尖銳的風格所說的那樣：“要是原子彈像制造鬧鐘或者汽車一樣便宜和容易，我們很可能回到野蠻時代。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意味著國家主權和高度中央集權的警察國家的終結。”

終於成功的刺殺仿佛耗盡了凱特尼斯體內的反抗因子，她不但與皮塔結婚，還生下了兩個孩子。酷兒回歸家庭，家庭歸於社會，好的結局裡是否蘊藏著下一個危機？觀眾永遠沒有辦法知道。科林斯在角色名字上玩了許多暗示，最有趣的名字之一是飢餓游戲的設計師普魯塔什·海文斯比（Plutarch Heavensbee），恰好與偉大的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同名，他們同樣與所效忠的統治者關系良好，在政治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並且也會——很可能——見証和評價他們所經歷的歷史。而正如被不厭其煩地引用的本雅明所說的那樣，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注釋：

①蘇姍·柯林斯.飢餓游戲[M].耿芳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54.

②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32.

③鄭先武.人的解放與“安全共同體”——威爾士學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J].現代國際關系,2004(06):56.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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