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語境下的網絡倫理治理轉向

摘 要：在大數據時代的初級階段，大數據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另一方面又產生了許多社會倫理問題，而這些倫理問題已日益嚴重。愈來愈多的人不可避免地卷入與大數據背后那股“操縱力量”博弈的洪流，人們的“數據權益”、自由發展等，令人擔憂。本文從分析大數據倫理困境背后的生成機制入手，提出重構倫理觀，實現網絡治理轉向，以真正形成一個和諧共存的網絡新秩序。

關鍵詞：大數據﹔壟斷﹔網絡倫理﹔信息侵權

大數據是一把雙刃劍，在深刻變革社會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倫理問題。數據壟斷產生“數字鴻溝”，個體信息權益的實現令人堪憂，隱私邊界日益模糊不清，“數字足跡”瓦解人類天生的記憶力，甚至人的自由意志遭受“大數據探索”這一新的科研范式侵犯，這些“倫理之困”絕非聳人聽聞。即“世界數據化”引發的倫理爭議，對當代社會秩序與人倫規范構成了嚴重沖擊，傳統倫理價值觀亦遭受前所未有的解構與破壞。除一些學者繼續懷疑“大數據倫理困境是否存在”外，愈來愈多的人不可避免地卷入與大數據背后那股“操縱力量”博弈的洪流。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如何認清大數據倫理困境，重構倫理價值觀與網絡新秩序，實現倫理治理轉向，無疑顯得日益迫切。

一、大數據來襲與網絡倫理困境

當前的“大數據困境”，與《楚門的世界》的主人公楚門所處的境遇極為相似。我們被人為操控的“美好世界”，何嘗不是楚門生活的海景小城，不同的是楚門還有一個逃離去處，而我們不得不繼續面對倫理困境叢生的“大數據社會”。

一方面大數據造成的“數據壟斷”無處不在，導致信息侵權與權益分配不公。首先，大數據的挖掘和使用被行業巨頭、政府主導，如國內的百度、騰訊，國外的FACEBOOK、微軟、谷歌，這些公司牢牢把握數據源與技術優勢，幾乎壟斷了大數據市場。無論個體還是國家，皆有可能成為壟斷的犧牲品。“棱鏡門”事件即是一則典型案例。事件被揭露后，美國政府及谷歌等幾大公司，都沒有進行有效回應，且有跡象表明這一監控他國的“棱鏡計劃”仍在繼續，這嚴重破壞國家間的互信﹔其次，一些公司或組織通過大數據深度加工，精確地了解市場需求、用戶心理，預測競爭者動向，使公司業績突飛猛漲。

然而這些“數據紅利”源於所有用戶數據信息的讓渡，先不論已享受智能化便利的人群，那些偏遠山區的民眾也在忍受各類推送信息干擾，成為大數據營銷下的廣告靶子。還有微信6.1版本為展開廣告營銷的背后，不少用戶更不情願忍受刷屏之苦，這些都折射出數據壟斷背后的應用倫理困境。

另一方面，大數據帶來的“數字記憶”或人的自由發展問題，無時無刻不令人憂慮。所謂數字記憶，即指數字化生存的狀態下，所有行為留下的數據足跡，會被永久記憶，一般人無法刪除，“遺忘的權利”被剝奪，這顛覆了生物規律。甚至可以說，這一“數字記憶”模式會使每一個人都成為“數據的奴隸”。英國的維克托·舍恩伯格在《刪除》[1]一書中也提到，數字技術與全球網絡正在瓦解我們天生的遺忘能力，“數字王國”記住了那些有時最好被遺忘的信息，如facebook上照片會被網絡永遠銘記，甚至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職業發展。

而對人的自由發展來說，大數據分析主要是基於相關性，直接得出結論或規律，導致這一結論背后的原因分析卻被忽略。著名的案例有“啤酒和尿布擺在一起可以增加銷量”，沒有人能給這一現象做出合理解釋，對於商家來說解釋也並不重要。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當人類被這些“數據決策”推動，被“數據規律”控制，這可能會令人類失去尊嚴。

同樣基於數據分析的相關性，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個人數據，匯聚后即會發生化學反應，導致隱私暴露。如《紐約時報》曾報道一家公司可以通過數據挖掘確定顧客是否懷孕。一天公司將購買與妊娠有關物品的優惠券送給一位少女，少女父親得知后非常惱怒。公司的做法也引起人們不滿，因為它泄露了公民隱私。問題是，這些單獨信息公開無所謂隱私，且又都是少女主動讓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