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上的公共領域和群體極化【2】

三、整合的視野

實際上，群體極化和公共領域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分野。公共領域強調不同意見的人聚集到一起，傾聽並設法理解彼此本真的想法，通過理性的批判性的討論，克服分歧和差異以達成共識。也就是說，公共領域的討論最后形成的是某種意義上同質的群體。從另一面來看，即使是同質的群體內，每個成員的觀點和視角也必然有所差異，如果每一種觀點和意見都能得到充分的討論，那麼，群體內的討論也可以達成理性的話語，而不會走向極端化。因此，即使最早對網絡群體極化大聲疾呼的桑斯坦后來也調整了說法，認為如果群體極化是以彼此之間聆聽學習的方式形成，而不是群體動力的結果，那麼也可以被看成是審議式的討論。

如果放大對於社會群體的視野，就可以發現，我們這個社會根本上是一個追求同質的社會，沒有基本的共識維系，社會將趨於混亂和不穩定。即使從微觀角度來看屬於過激的群體討論和行動，在更大的社會范圍，或許也是努力在尋求重新建立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共識和群體。基於此，戴伯格從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理論（post-Marxist discourse theory）的“權力”視角，對“公共領域”和“群體極化”提出與傳統看法完全不同的理解。[17]戴伯格認為，傳統的“公共領域”概念忽略了權力在理性審議過程中的影響。實際上，傳統的公共領域所代表的只是精英的公共領域，是社會主流階級的主流話語，而那些社會中的少數群體和邊緣群體並不被這個主流話語所容納。這個話語過於強調了“差異”對於社會的破壞性作用，以及理性審議對於達成社會共識的重要性，以至於“差異”在公共領域的視野中多少有些被異化，從這個視野看過去，群體極化就顯得尤其可怕。他認為，盡管不是所有的差異都值得尊重（如對於他人不同的不能容忍和極端的生活方式），但“尊重差異”恰恰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而且從邊緣階層的角度，網下的社會文化、經濟資本的不平等，導致了他們在網上的聲音與主流階級相比也仍然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對於這些被遮蔽被排除的群體議題和群體身份，通過極化來挑戰主流話語，或許是他們吸引社會關注，從而被重新整編進主流話語體系的最為有效的路徑。從這個角度，戴伯格認為，網絡極化和網絡激進主義（cyberactivism）所呈現出來的“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只是各種被邊緣化的個體和群體挑戰主流話語的邊界，從而使原先被排除的議題和身份認同能進入“主流”公共領域的努力而已。

戴伯格的觀點或許過於激進，但他確實提醒了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待公共領域與群體極化的辯証關系。而從互聯網傳播的角度，新的技術給群體關系和公共討論都帶來新的特征和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從整合的視野進行深入研究。

1.互聯網討論與真實的生活感知

沒有一種意見是空穴來風，互聯網上的意見也並非是孤立的，它跟真實的生活感知總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此看來，互聯網傳播在意見表達上首先遭遇的就是全球化問題。互聯網帶來全球受眾，網上政治討論也相應全球化，這使一些本來純屬國內的政治事件產生嚴重的全球影響。但是，在脫離了地方文化和地方政治的語境下，這種全球化的討論會對意見形成和意見結構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原先鬆散的地域局限的公共領域所不曾遭遇的新問題。

多艾和納弗爾（Douai & Nofal）以瑞士和美國的兩項行政決定為案例，研究了阿拉比亞電視台和半島電視台這兩家阿拉伯電視台的官方網站上的網民討論情況。[18]兩個作為研究對象的案例分別是：2009年11月瑞士宣布境內禁止建造清真寺，同年12月紐約市議會批准在“9·11”遺址附近建立伊斯蘭社區中心的項目。研究發現，在兩個案例中，兩家網站的網民反應都體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兩極化傾向。以半島電視台網站為例，就瑞士禁止建造清真寺的決定，反對瑞士禁令的評論佔20％，支持禁令佔56％﹔就紐約市議會決議，支持者佔59％，反對者佔20％。研究者認為，網民對案例的討論框架與電視台官方立場有明顯差異，這表明網民討論體現了網上公共領域的自主性。但調查也表明，不少參與討論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阿拉伯人士，而是一些居住西方或其他地方的說阿拉伯語的外籍人士。對這些國際事件，外籍人士的經驗閱歷使他們的觀點具有特別的說服力。這意味著，全球化的公共領域具有一定程度上意見的混合，這或將重塑政治認同。

在互聯網群體意見極化與生活感知方面，沃杰扎克（Wojcieszak）做的一項比較研究值得關注。[19]他以新納粹網上論壇作為對象，一方面測量了參與這種激進的同質化的網上群體對個體意見極端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參與者在網下對不同政治意見接觸的強弱程度對其網絡意見表達的影響。調查的結果表明，網民對網絡討論參與程度越深，在網絡群體的影響下，其觀點也就越極端化，這支持了網絡群體極化的觀點。但是，對網民在網下接觸的調查則印証了偏見處理假說（the postulate of biased processing）。該假說認為，[20]個體自身的動機直接影響到其對所接受信息的認知、解釋和評價。對於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觀點，人們傾向於從自身已接納的信息出發，對其進行理性化處理，由此得出支持自己先前觀點的理由﹔對於那些與自身立場完全不符合的觀點，人們則會對其細節吹毛求疵，或者否認它與議題的相關性，或者直接攻擊這些觀點。沃杰扎克的調查發現，那些在網下與不同意見的朋友（家人或熟人）互動程度高的網友在網上表現出更強烈的極端主義傾向，而那些網下對不同意見接觸程度低的網友極端主義的程度反而比較低。由此可見溝通之艱難，在復雜的社會心理機制面前，不同意見接觸也並不總能調平意見極化。

其實，不管是在真實的生活中還是在網絡上，群體極化都有可能發生。人們之所以對網絡群體極化特別擔憂，是因為在面對面的日常交流中，在現實社會的制度安排下，即使人們願意，也很難刻意回避掉所有不同意見和不同類的人。但是在互聯網上，借助技術的幫助，回避不同意見就變得輕而易舉。因此，人們假想，網絡群體犯錯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值得警惕﹔而互聯網的全球化傳播無疑使這一局面更趨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