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體融合時代的倫理挑戰
較之傳統媒介各自獨立、自成一體的媒介發展格局,媒體融合有諸多有利之處,如促進各種媒介的取長補短與共同進步、推動新的媒介形態的孕育而生、發揮新聞從業者的無限潛能,以及拓展媒介產品的創作空間等。這些都為傳媒倫理的推廣普及、實踐落實和自我完善注入了新鮮活力。但是,目前“基於互聯網技術的社交媒介的交換”的“第二媒介時代”,其技術、媒介與人相互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何種特征,生成何種倫理問題?保羅•萊文森認為,一切媒介都是雙刃劍,新新媒介也是一把“軟利器”。新新媒介一方面濫用了前媒介的陋習,如欺凌、攻擊和煽動,另一方面又發展了新的弊病,如基於網絡的流言、欺凌、盯梢、攻擊、煽動、垃圾甚至恐怖活動等。“這些弊端古已有之,並非新新媒介所獨有,但由於網絡世界的虛擬性、非真實性,其迷惑和引誘勝過物質世界裡的吸引力,所以許多潛在的危險容易被放大,這又是不爭的事實。”[3]因此,媒體融合機遇與挑戰並存、希望與困難同在。一切美好的未來都隱藏著諸多未知因素,媒體融合時代勢必給傳媒倫理發展帶來一系列全新的挑戰。
首先,媒體融合打破了傳統語境下傳媒倫理的橫向與縱向結構。以往的傳媒倫理傾向於明確的體系劃分,就專門問題進行倫理探討和道德審視。傳媒倫理的橫向結構是以內容作為分野,形成了新聞倫理、廣告倫理、圖片倫理、影像倫理等傳媒倫理形態。傳媒倫理的縱向結構是基於傳媒技術的差異做出區分,產生了報紙倫理、廣播倫理、電視倫理、網絡倫理等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訴求。這些傳統語境下的傳媒倫理在諸領域中各司其職,指導並規范傳媒人和傳媒組織的各類行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成效。媒體融合時代的來臨,意味著要將這些內容和技術囊括到一個大熔爐之中進行冶煉,融合新聞、廣告、圖片、影像等多種內容形式,打破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之間的技術區隔。在此之中重新誕生的媒介產品必然難以在內容和技術上加以區別,用何種傳媒倫理進行考察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一種基於融合理念的、整合式的傳媒倫理形態將成為媒體融合順利實現的理論保障。
其次,媒體融合改變了傳統語境下傳媒倫理核心問題的現實基礎。回顧傳媒倫理的歷史變遷,從傳媒威權主義到社會責任理論,自由與責任的關系作為核心問題貫穿始末。威權主義理論代表了早期報業初步興起時期的傳媒倫理理論,政治權力的限制壓制個人自由的權利﹔自由主義理論代表了現代報業茁壯發展時期的傳媒倫理理論,自由沖破權力限制重新以主人的姿態站立起來﹔社會責任理論則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誕生之后人們對自由主義理論的深刻反思,將以往的權力限制轉變為道德限制,實現自由與責任的動態平衡。早期報業——現代報業——電子媒介的變革推動了傳媒倫理理論的進步,完善了傳媒倫理的核心問題即自由與責任的關系問題。自由與責任的問題針對不同形態的媒介形成了有所差異的理論態度和決策偏向。例如,雖同為媒介,紙質媒介與網絡媒介在自由限度的規定上存在較大的差別,前者的自由限度遠遠低於后者。媒體融合正是要將從歷史中成長起來的各媒介類型融合起來,塑造出一個順應時代潮流的多媒體化的信息平台。在這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台中,自由與責任問題的現實基礎不再明晰,進而導致自由與責任問題的立場變得模糊。正如從紙媒視角出發,與從電子媒介視角出發,對該問題的回答大相徑庭。此外,自由與責任問題的探究是以“現實人”為基礎。縱然網絡營造的虛擬社會早已對自由與責任問題提出疑難,且引發對虛擬社會的高度關注,但這僅僅是對網上的“虛擬人”是否存在自由與責任問題以及如何界定自由與責任范圍的爭論。現實與虛擬仍舊保持著一定的隔閡和界線。各類媒介的大融合則將現實和虛擬混合起來,互通有無。對於“虛實之人”而言,自由與責任問題如何考察和確証?看來隻得回到對“虛實之人”哲學本性的思考之中。
除了上述兩大理論挑戰,媒體融合的發展趨勢可能讓媒介從業人員、媒介傳播活動和媒介組織運營在實踐中更容易陷入某些傳媒倫理困境。媒介從業人員的道德素養一方面受到個人道德品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在長期的傳媒實踐過程中積累和培育起來的。因而,不同的媒介形式對媒介從業人員提出相異的倫理道德要求也是正常的。術業有專攻,對某傳媒領域精專的媒介從業人員才能更好地貫徹該領域的倫理思想,妥善解決該領域的倫理困境。在媒體融合的浪潮中,人們日益推崇全能型記者,要求記者能夠駕輕就熟地將同一報道題材依據不同的媒介形態呈現為特定的報道形式。我們常常看到,一名長於文字的記者不得不利用生疏的攝影和攝像技巧記錄和播報新聞事實﹔一名專為報紙供稿的記者不得不引用戲謔的網絡用語為網站供稿以博得點擊率和閱讀率。不可否認,提倡和鼓勵媒介從業人員一專多能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人的精力有限,很難在多方面達到精通,這就增加了媒介從業人員陷入倫理困境的風險性。媒介傳播活動是一種傳播信息的精神性活動,應當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價值意義。而媒體融合是應對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之勢而提出的媒介發展的新理念,本質上是將互聯網思維滲透媒介發展的意識、技術、內容、組織“四個方向”。互聯網技術的重要性往往讓人們陷入誤區,把媒體融合看成簡單的技術融合,以致過分強調融合過程中媒介技術的作用,而忽視人文價值的關懷。最終,唯技術而論的媒體融合稀釋了媒介傳播活動的倫理道德意義,淪為冷冰冰的機械化的技術整合。在媒體融合的大勢下,媒介組織的競爭日益激烈。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自成一體之時,媒介組織的競爭多為同質競爭,報紙與報紙競爭,電視台與電視台競爭,網站與網站競爭。媒體融合打破了報紙、廣播、電視、網絡之間的界線,使過去的媒介競爭內容更加豐富,從同質競爭向異質競爭擴散。各大媒介組織為提升市場佔有率,紛紛拓展自己的媒介形態,爭取成為綜合性的大型傳媒集團。如此一來,媒體融合可能成為新時代媒介組織謀取利益的最佳實踐路徑。如何把握媒體融合的根本價值目標是每一個媒介組織都需深思的問題,也是各媒介組織處理好“利”、“義”關系的必然要求。
現代傳媒倫理是一門不斷發展中的實踐科學,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革新,傳媒倫理應適時調整。媒介技術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的變革,見証了傳媒倫理從威權主義理論到社會責任理論的演變。傳統媒介與新媒介相融合,傳媒倫理如何建構是必須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傳媒倫理形態的轉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更是媒體融合順利推行的必要保証。迎接媒體融合時代的新挑戰,在挑戰中重塑傳媒倫理理論,緩解傳媒倫理困境,努力達成和諧的傳媒倫理生態,是傳媒從業人員義不容辭的責任。
注釋:
[1]陳鑫胤,曹素妨.媒體融合的症結與對策[J].中國傳媒科技,2014(22).
[2]劉奇葆. 加快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J].人民日報,2014—04—23.
[3][美]保羅•萊文森. 新新媒介[M].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06.
(馬正華:南京廣播電視台副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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