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客觀真實”、“主觀真實”等紀錄片創作觀念的修正
影像是紀錄片的生命,面對這樣的一部文獻紀錄片,它所展示出來的應該是何種影像?在這裡涉及到一個學術上爭議頗多的問題,那就是紀錄片的“真實” 。
1、“客觀真實”與“主觀真實”
“真實”在哲學層面有著多重含義,在此不做過多展開。在文藝理論方面,學者們默認的是符合論的定義,即A符合B,則說A為真實。如克拉考爾在《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現》一書中強調,紀錄片應該重視記錄曾經發生在鏡頭之前的物質現實和真實事件,即“記錄”與所記錄的對象相符合。這種觀點我們姑且稱之為“客觀真實”。與此相對,美國學者布洛克在《現代藝術哲學》中則認為並不存在這樣的“客觀真實”,一切的“真實”都伴隨著人的“主體性”,即紀錄片作品符合創作者的主觀認識,即“紀錄”符合客觀對象在紀錄者心中的主觀呈現。這種“真實”觀該片可稱之為“主觀真實”。 回到《東北抗聯》這部文獻紀錄片,它所“記錄”的主要對象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如何去“紀錄”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答案似乎隻剩下一個:用“主觀真實”的觀點,帶著該片創作人員的主觀尺度去進行對歷史事件的再現。然而這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
2、“源生真實”
我們把作品本身標記為A,把紀錄對象標記為B,那麼在“客觀真實”觀裡,A<B,因為無論通過何種媒介,A始終是B的記錄,隻能無限接近於B而無法達致其本身,這種作品的恰當稱謂應是“記錄片”。在“主觀真實”觀裡,A>B,因為無論如何淡化創作者的主體性,A也始終是對B的添加,這種作品的恰當稱謂應是“專題片”。以這兩種觀點來看,人們不禁會問:紀錄片可以為來者師的東西存在於哪裡?若存在於客觀對象,那麼紀錄片的獨立價值是什麼?若存在於主觀表現,那麼是什麼保証了“善”與“美”的普泛性,可以為所有來者之師?隻有用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認為,紀錄片作品與紀錄對象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紀錄片作品的歷時呈現即是對紀錄對象的不斷開啟,沒有紀錄片作品,則紀錄對象始終堙沒,這正是紀錄片的獨立價值﹔另一方面,紀錄片作品即是“美”、“善”、“意義”等概念的存在空間,它們雖不像物質現實一樣客觀存在,卻也非情感、情緒一樣的唯心存在。這種作品才是名符其實的“紀錄片”。我們將這種本體論的真實觀稱為“源生真實”。在這種真實觀裡,A=B。《東北抗聯》要在電視上呈現的,要用鏡頭紀錄的正是這種“源生真實”。
3、“源生真實”的影像處理
這一創作理念使該片在具體操作上放開了手腳。如對情景再現的大量應用。由於理論上的問題,情景再現在我國文獻紀錄片中的地位一直比較尷尬——遵循“客觀真實”則不能有情景再現,甚至不可能對已經逝去的事物做影像“記錄”﹔秉承“主觀真實”則易流於浪漫主義,失去現實主義風格。該片則通過以下手段不斷去開拓“源生真實”,在我國文獻紀錄片領域做出了大膽嘗試。其一,利用抗聯時期僅存的照片詳細分析當時戰士們的服裝、槍支等細節,在演員、服裝、道具、場景方面進行完全還原。其二,邀請了軍事專家來做該片戰爭場面的顧問。例如炮彈把人掀翻、打穿身體迸出血漿、冰天雪地中戰士的凍傷等等,對若干細節進行真實再現。其三,邀請專門的特效團隊對大規模戰爭的爆破、硝煙效果進行細膩展現。通過對細節真實的追求,該片將當年戰爭的殘酷性和“抗聯精神”的頑強、慷慨現實主義地展現了出來,這是“客觀真實”觀所不敢做,“主觀真實”觀所無暇顧及的。
綜上所述,“記錄”在史學層面是對歷史的簡單記載,在紀錄片創作領域指“客觀真實”觀的創作理念。而文獻紀錄片《東北抗聯》用自己的實踐証明了由“記錄”達致“紀錄”的歷史才具備真正的史學意義﹔以“源生真實”為理念的創作才是符合“紀錄片”內在要求的正確做法。
(作者單位:吉林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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