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財經》雜志調查性報道生產的成功因素【2】

三、具體的採編業務原則

首先，《財經》編輯部在採編和經營之間建立了一道“防火牆”，即採編內容事先不讓經營部門知道，以防止經營部門干擾採編部門的正常運轉。

其次，《財經》雜志社一方面保証記者出行時有充足的車馬費，另一方面對記者有嚴格的制約，記者面臨私自拿“紅包”的高昂成本（以犧牲自己在單位的發展為代價）。這樣就能有效地防止“有償新聞”的發生。

第三，《財經》深度報道盡可能地保持報道的中立與平衡，不是採用孤立單一的報道角度，而是努力挖掘這個事件、現象或問題潛在的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深層意義，這樣的報道方式避免了簡單武斷地做出判斷，報道中盡量從體制層面分析一個好的設想為何無法變為現實，並嘗試對一個非常糟糕的事件或局面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這種報道方法使《財經》人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避免糾紛（現在媒體的新聞輿論監督工作面臨的難度很大，記者在輿論監督報道過程中由於不具有報道技巧又缺乏相關法律的保護，很容易惹上新聞官司，使自己和所在媒體處於非常被動的局面。如果借鑒《財經》深度報道的這種做法，各種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以及媒體本身就能夠比較有效地保護自己）。

四、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本土化實踐

新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思想是西方新聞界奉行的嚴肅新聞理念，它既是西方重要的新聞思想，又是西方新聞業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職業規范，並由此發展出一套專業的操作理念和技巧[2]。

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是舶來品，《財經》人做到了在中國的媒體環境中既吸收和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理想又將其與本土特色成功地結合。他們不是“碎片化”地截取新聞專業主義思想，而是比較完整地將這西方嚴肅新聞思想之樹“移植”在中國本土並且“嫁接”成活。《財經》的首任主編胡舒立和舊團隊成員們在辦刊過程中將這個理念和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有機結合起來，在新聞政策允許的底線和公眾知情權之間找到了平衡點。“短期內不可能改變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則就是太猛。中國很多事情就壞在盲動上。[3]”這種理念在后續的《財經》團隊中也得到了認同和繼承。

《財經》人自己這樣闡釋他們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解和操作（研究者對《財經》新舊採編團隊的成員都進行過單獨訪談，幾乎訪談過的每個人都會提到以下內容，可見這些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解是他們的共識）：

第一，當《財經》遇到可能有政治風險的題材時，編輯部先估算他們能將調研和報道進行到何種程度，在禁忌的邊界如何尋找到合適的、能夠打擦邊球的角度，久而久之，編輯們練就了一套對報道敏感問題的特殊 “估算本領”（這是一種特殊的直覺），這使他們可以盡量把風險降到最低，能從安全的角度報道事實真相。

第二，在辦刊內容上，編輯部學習《紐約時報》的做法——明確地把新聞和評論分開。《財經》調查性報道注重在佔有大量事實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客觀分析，進而推導出可能的結果，盡可能還原事件的原貌、揭示事件的真相。這樣做，即使被揭露的當事者或機構看到報道也無話可說，因為舉証的大量事實和邏輯嚴密的推論讓他們無可辯駁。《財經》人學會了不用感性的語言或非正式的語言去言說，學會了不給被批評者留下任何把柄。

第三，努力提升雜志的內容質量，以優質的報道內容來提升自身的品牌和影響力，再以此來吸引廣告商。等實力強大后，雜志即使因為一兩篇報道得罪了某些大廣告客戶，也不會影響太多的經濟收益，相反，時過境遷后，這些客戶還會回頭來找《財經》合作﹔同理，當雜志的品牌和影響力提升后，即使有些報道會讓某些職能部門很惱火，但經過一段時間冷卻后，這些部門還會充當《財經》雜志的消息來源，因為《財經》是一個很好的信息發布渠道和溝通平台。因而，《財經》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客觀獨立。

五、結 語

《財經》是一份注重調查“揭黑”性深度報道的新聞期刊，從1998年創刊至今享有很高的社會公信力。其調查報道生產的成功可以歸結為媒介內部的管理制度、具體的採編業務原則、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本土化實踐三個方面因素。本文對《財經》雜志調查性報道生產的成功因素進行分析，意在為其他媒體生產深度報道（尤其是調查性報道）探尋可資借鑒的經驗。

參考文獻：

[1] 羅昌平談實名舉報劉鐵男始末否認“奉旨爆料”[EB/OL].http:// www.360doc.com/content/13/0808/18/2489582_305664600.shtml,2013-08-08.

[2]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代》周刊的老板盧斯委托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RobertM.Hutchins）考察美國新聞業的新聞自由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哈欽斯為首的出版自由委員會出版了《一個自由和負責的報業》一書,書中提倡媒介的社會責任、號召媒介專業化。這是學術界首次提出新聞專業主義思想.

[3] 林北方.胡舒立和新聞專業主義[J].南方人物周刊,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