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的紅色中國理想【2】

四、反法西斯主義：斯諾訪問蘇區的新動力

在完成對廣州、雲南、緬甸、印度等地的旅行採訪回到中國之后，按照斯諾的講法，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旅行者了”。他相信湯姆·密勒的講法，認為中國將發生“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新聞’”。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在亞洲擴張野心的日益加劇令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局勢成為西方關注的焦點，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意義上成為國際新聞的“富礦”。這在另一方面推動了斯諾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色政權與軍隊的興趣——一種基於世界反法西斯斗爭意義上的新的興趣。

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對日作戰的成敗將會影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走向。斯諾深信，美國和包括英法在內的歐洲國家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將不可避免地卷入亞洲戰場。日本侵佔中國的目的並非為了向俄國開戰，而是想以中國為根據地，向整個歐洲的殖民體系發起總攻。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卷入戰爭。但斯諾並不希望看到美國卷入戰爭，因為這違背了斯諾和美國人關於民族平等的普遍信仰。因此，斯諾希望美國能夠在遠東發揮道義上的影響力，從而使獲得民族自由保証的亞洲殖民地人民成為亞洲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力量。斯諾對於美國遠東外交的設想是美國政府放棄在中國的特權，與中國談判簽訂一項新的平等條約，並把軍隊和軍艦從東亞撤走。同時，斯諾相信如果亞洲的殖民地人民無法獲得戰后獨立的某種承諾，那麼對於他們而言，被歐洲國家殖民和被日本佔領的區別其實並不大。隻有當他們發現對日作戰是在為自己的自由、平等而戰的時候，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像印度、緬甸這樣的殖民地人民對日作戰的決心。從斯諾對遠東地區反法西斯斗爭的構想出發，他認為中國對日作戰取得成效在戰略意義上是重要的。但斯諾對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政府一貫在對日作戰中發揮積極作用卻始終缺乏信心，認為在面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時，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傾向妥協。更重要的是，隨著中日戰爭的深入，斯諾對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產生了新的擔憂，認為蔣在未來可能使中國有滑入法西斯主義陣營的危險。在中國長期生活的經歷令斯諾相信，蔣介石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同法西斯日本之間，是存在相似點的。“從思想上看，兩個政權的差別不大。……蔣介石選擇德國軍官訓練他的陸軍，請了意大利人訓練他的空軍。德國人以‘蓋世太保’為模子幫他組織了政治憲兵隊‘藍衣社’。國民黨軍校教育其學員要像法西斯分子對待‘元首’一樣，絕對忠於領袖蔣介石。在國民黨‘訓政時期’，始終是一黨專制﹔任何反對黨派都是非法的。盡管這種專政效率低且不全面，但一旦反對它，隻有借助於尚未被國民黨完全同化的軍閥勢力，不然，就得像共產黨那樣公開領導起義進行反抗，沒有民權法案，成千上萬人未經審訊就被投入監獄。”﹝8﹞161兩者在政治思想、國家機器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處，而國民黨對日作戰又屢有遷延妥協避讓表現，蔣介石與日本是否最后會牽手走到一起，這種風險至少在斯諾看來是存在的。

中國必須避免這種潛在的風險，一方面，應該尋找對日作戰更加積極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還要更傾向於民主，而不是像蔣介石和國民黨那樣更接近法西斯主義。如果包括宋慶齡等中國左翼人士對中共的表述是真，那麼無論從哪一點來看，中共都符合斯諾的這條標准。中國共產黨人可能是更為積極的對日作戰力量。同時從中國民主進步的角度出發，在國民黨訓政時期，中國在事實上處於一黨專政的狀態。如果要反對這種一黨的專政，就必須借助尚未被國民黨同化的軍閥力量，或者是像共產黨那樣公開領導起義反抗。斯諾的疑問是：“難道共產黨人真的比國民黨獨裁或者日本人侵佔更壞嗎？”斯諾野心勃勃地想要去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來解答這個疑問。在斯諾看來，中國所面臨的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才是當時頭等重要的危險，而中共所代表的紅色力量是避免這種危險的一個可能：“在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我同情共產主義，倒不是出於喜歡共產主義的朋友，而是出於討厭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個時期隻能有一個敵人。不是俄國，而正是希特勒，否定了人們的兄弟情誼原則，頌揚野蠻的行徑和血腥的迫害。”﹝8﹞165

五、結 語

當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歐洲出版后，斯諾作為駐華記者的職業生涯開始走向巔峰。若我們沿著逆時針的方向倒回去追溯斯諾冒險進入蘇區採訪的原因，則其動力歸納而言基本來自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他內心深處冒險主義的個人情結和對未知世界極強的求知欲，否則他遠涉重洋來到中國這樣一個遙遠和未知國度的動機就難以解釋。如果不是冒險所能帶給他的刺激與潛在的巨大收獲戰勝了對前路未卜的恐懼，他便可能由於個人安全的考量而錯過進入蘇區採訪的機會。因而冒險主義的情結和密蘇裡的文化基因，成為在心理層面理解斯諾的一個關鍵。

其次，隻有冒險情結的刺激和對事實的迫切渴望還是不夠的。因為這並不能足以解釋斯諾為什麼會違背美國傳統的價值觀而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產生興趣。通過對斯諾在華採訪經歷的梳理，筆者認為斯諾對中共的興趣，應當是由以下因素一點點累積起來的。一是對國民黨政府治理下中國社會現實的失望。這種失望自薩拉齊之行開始，經由廣州、雲南等地的訪問而變得越來越深。斯諾放棄了他剛來中國時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抱有希望的觀點，對由蔣介石領導中國革命和帶領中國實現民族的獨立和現代化表示深刻的懷疑。有英雄主義情懷的斯諾由此希望中國能夠出現新的“救世主”。與宋慶齡、魯迅的廣泛接觸令斯諾的思想開始受到左翼思潮的影響，這種接觸令斯諾獲得了關於中共和毛澤東的一些零星信息。但是，這種信息一方面因為瑣碎模糊而不能令斯諾滿意﹔另一方面，在中國左翼群體裡廣為散布的對中共的積極評價與國民黨宣傳話語體系中“土匪殘寇”的形象反差巨大。真實的中共究竟如何？這在當時的駐華西方記者和中國社會中已經引起了極大興趣，作為一名記者，斯諾自然希望能夠努力尋找機會進入中共控制的蘇區一探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虛實。

二是中日戰事的爆發使斯諾的這種想法變得更加急切。斯諾厭惡法西斯主義，因而他從一開始就對日本在亞洲的擴張腳步抱有警惕之心。同時，由於日本在亞洲擴張腳步所及之處均為歐洲的殖民勢力，斯諾出於民族自由的信仰又不希望美國介入歐洲為了保住自己的殖民利益而進行的戰爭中去，因而希望能夠通過對亞洲殖民地人民民族獨立的許諾而激起亞洲各國人民反法西斯和對日作戰的熱情。站在追求民族自由、平等的角度，斯諾再一次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產生懷疑。斯諾對蔣和國民黨的厭惡與懷疑情緒隨著他對中國觀察的日益加深，以至於對蔣的懷疑從其“是否能有效領導中國抵抗日本”發展到“是否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投入法西斯主義的懷抱”。這更增加了斯諾對中共的興趣，與其說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倒不如說是他對法西斯主義的厭惡和對蔣介石所表現出的法西斯傾向的憂慮。

當然，斯諾對中共的興趣還有最后一個，也是往往被研究者忽視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上的考慮。20世紀30年代，在斯諾的出生地美國，正經歷經濟上的蕭條。這種經濟不景氣也波及了遠在中國的斯諾夫婦。斯諾當初之所以留在中國就是因為在這裡，體面的生活所付出的金錢代價要比在美國少得多。為了維持自己的體面生活，斯諾需要通過工作來謀生。書商一直希望斯諾能夠寫一本與紅色中國相關的、帶有旅游性質的書，為此與他簽訂了合同並預付了一部分稿酬。斯諾需要拿出一部作品來完成這份合同。因而斯諾冒險進入蘇區採訪的最后一個但應該是最為直接的動力，便是來自書商的鼓勵以及為自己在華更好生活的謀劃。

﹝本研究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項目《話語、形象：近代駐華美國記者研究（1911-1949）》2010BXW001及上海市教委一般項目《近代駐華美國記者及報道研究》11YS37的階段性成果﹞

（沈薈為上海大學影視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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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Bernard Thomas.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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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mily Hahn.China to Me：A Partial Autobiography.New York：Doubleday，Doran and Company，Inc 1944：12.

﹝6﹞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4-5，47.

﹝7﹞Helen Foster Snow.His hope towards China，The Kansas City Star，19 Feb，also see S.Bernard，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11.

﹝8﹞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M﹞.新華出版社，1984.

﹝9﹞肯尼斯·休梅克，著.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M﹞.鄭志寧，等，譯.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