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2】

二、回歸歷史與社會

人文社會科學思想與范式的轉變並非單純自發反省和發展的結果，它是全球政治經濟轉向中的重要一環。沃勒斯坦曾經提出一個謎題：“正是在二戰期間，在物理學內部牛頓世界觀在其基礎方面飽受攻擊之際，在社會科學內部，這種世界觀的影響卻達到了極點”[15]。歐洲哲學與社會思想的發展向來與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對應關系，然而當耗散結構理論和相對論對平衡一律的世界觀念形成巨大挑戰的時候，為什麼主流西方社會科學卻專注於挖掘各種脫離時空的恆定與普遍的發展規律？這種對發展與規律的熱衷又如何被推廣到第三世界國家？這一過程與同時發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存在關聯？

一些學者回到冷戰的歷史背景中來回答這一問題，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例如，柯文（P. A. Cohen）曾經指出，將第三世界的近代歷史分割為傳統與現代的思維模式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社會科學界，“它適應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意識形態上的需要，被用以對付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落后’和‘未發達’現象的解釋。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說法來解釋‘傳統’社會如何演變為‘近代’社會”[16]。美國學者雷迅馬（M. E. Latham）在《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一書中更是詳細描述和分析了冷戰時期美國為了與蘇聯革命范式的發展模式爭奪第三世界國家而在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界構造出“現代化理論”的過程[17]。作為在這樣的知識/世界權力關系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冷戰社會科學”[18]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主流傳播學成了斯姆普森（C. Simpson）筆下的“脅迫的科學”（Science of Coercion）[19]。無論這些解釋的說服力如何，他們回歸歷史與社會權力場域來認識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都是十分具有創見的。中國傳播研究幾十年來正是在試圖發現抽象的發展規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論式地成了新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文化權力關系的構建者，而且在現有發展模式出現危機的時候，失去了對其從宏觀歷史與重大而又緊迫的社會現實問題的高度進行反思與創新的能力，從而也逐漸遠離了中國思想界的前沿。

我們所說的回歸歷史並非僅僅指重視新聞史、傳播史的研究。當然這部分研究也是極為重要的，它們有助於在時間的維度上闡明當下的各種媒介與傳播問題。然而，我們更願意強調的是將傳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國人探尋其獨特現代化道路的漫長歷史中來加以審視的一種思路。這是一種更宏大的歷史觀，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義的局限，強調在傳播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來分析問題，另一方面也強調在內外互動中來理解中國革命與發展的歷史，將中國傳播問題看作是世界體系結構與意識形態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沿著這樣的思路，在中國傳播的語境下至少有兩個“歷史”問題值得重視：

首先，正如林春所言，重新回歸歷史意味著對中國反抗殖民歷程和社會主義遺產進行價值重估[20]。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價值重估影響到對當代中國國家角色的認知，從而涉及到如何理解今天傳播領域內的各種原則、現象與問題。霍布斯鮑姆（E. Hobsbaum）將20世紀稱作“極端的年代”。在這一時期，民主、平等、民族主義等啟蒙思想已遠播到第三世界，民族自覺與擺脫殖民的革命斗爭高潮迭起。剛剛經歷辛亥革命失敗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歐洲內部持續不斷的戰爭烽火和走下神壇的西方文明，開始探尋自己獨特的現代化出路。資本主義世界邊緣的反體制運動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下演變為一場尋求底層力量支援的農民戰爭，這使得中國革命既具有扎根基層的群眾路線又具有政黨領導並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組織原則。不僅如此，建國后的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技術理性和官僚結構也不斷面臨各種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的挑戰和修正。這樣的復雜歷史過程絕不容得任何對國家角色和革命歷程的簡單認定。正如汪暉所言，“在當代情境中，近代傳統——包括社會主義傳統——事實上有可能被轉化為一個批判性的傳統，一種重構新的歷史想像的資源”[21]。在傳播領域，從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眾路線（工人報刊、記者下鄉、通訊員制度、群眾辦報）與奉行至今的“黨性原則”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對立統一的關系，又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逐漸替代和變形？自由主義、專業主義、技術理性等作為指導新聞傳播實踐的各種意識形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又有何種實質的訴求？當代中國傳播業的發展怎樣放在內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互動中來考察？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如何在當代的傳播活動中再現？近年來《集結號》、《色戒》、《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等媒介文本不斷引發爭議，他們都在試圖以不同的理解來書寫和解釋歷史。與此同時，將“六十年代”釘在原罪的恥辱柱上的簡單做法也開始受到挑戰。福柯式的知識與權力關系命題[22]讓我們必須重視這些文化傳播現象，而如果不回溯到歷史與意識形態的譜系中，我們就很難解釋，甚至很難察覺這些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離開歷史就意味著喪失了重要的政治敏感。

其次，重新回歸歷史不僅意味著回溯過往來理解和關照當代，它也意味著以一種動態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社會與傳播問題，借此為知識分子發揮超越現實的想像力提供機遇。隨著20世紀革命與冷戰年代的漸漸遠去，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念與后現代的消費文化都在試圖抹去歷史的痕跡。“意識形態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的呼聲大行其道，它們不僅在呼喚一種“遺忘”，更在阻礙一種“參與”。這種“去政治的政治”強大到足以關閉人的自由意志為另類理想社會進行的任何想像。如果有人說，“五四”以來，中國年輕學子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缺乏參與歷史建構的意識，恐怕不會引起什麼異議。“有沒有用”甚至已經成為衡量各種思想和知識價值高低的唯一標准。艾倫•伍德（E. M. Wood）對這種社會思潮的諷刺似乎能給我們一些警示：“它與任何整體的、系統的、結構的、過程的‘宏大敘事’為敵。這種敵意延伸到否定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批判的觀念。然而這卻並不妨礙這些思潮將‘市場’看作一個普世的和必然的自然法則，並自相矛盾地阻止任何對這一整體權力的批評。后現代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在這裡與‘歷史的終結’這一‘宏大敘事’詭異地聯接在了一起”[23]。總之，回歸歷史意味著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成一個統一的時空脈絡，並將各種現實問題放入這個脈絡中來理解，這是所有批判思想扎實的根基和來源，也是個體尋求自身主體意識的重要途徑。

回歸歷史不僅意味著將傳播問題放置在時間的連貫承襲中來認識，它還意味著回歸社會的空間場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一種整體性的政治經濟取向對傳播研究的重要意義。正如戈爾丁和默多克（P. Golding & G. Murdock）所言，這一取向“將大眾傳播過程的各個層面與社會結構、社會過程的核心要素連接起來”，它主要關注以下三個問題：“傳播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狀況與更廣義的社會財富、權力的分配不平等狀況之間的關系﹔這些不平等狀況的合法化過程﹔最后，社會抵抗與政治斗爭的源泉，以及挑戰與收編的辯証關系”[24]。在傳播研究中，無論是行政研究的取向還是批判研究的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社會的重要性[25]。這突出地體現在聚焦“制度”、“結構”的抽象演變規律和“國家/市場”的二元論等思維模式之中。一個積極的、蘊含變革力量的社會很難進入傳播研究的視野。近年來，國內外的理論家們將社會的視角帶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例如，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M. Burawoy）提出並總結了一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徑。這種思路將社會置於一個與國家、市場相依存但又殊異於國家、市場的首要地位，它綜合了葛蘭西（A. Gramsci）和普蘭尼（K. Polanyi）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葛蘭西創見性地發掘了市民社會在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市民社會提供了一個鞏固階級關系和挑戰資本主義的重要領域。普蘭尼則詳述了市場擴張對社會的威脅，並預見了一個應對危機，重新構建自身，並孕育社會主義民主萌芽的積極的社會[26]。在中國傳播研究中引入這樣一種思路並不意味著西方概念的簡單嫁接，而是一種展開研究視野，克服傳播研究的沿海－城市－中產階級傾向（並從全球政治經濟和階級關系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傾向），將社會各個階層的狀況和文化政治互動納入思考范疇的一種本土化努力。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將文化研究中的各種概念在中國語境下加以拓展和重塑，從而將對話語實踐的考量也作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必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