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歷史命運與傳播觀念的變遷【4】

四、“新啟蒙”：以“人民”的名義

在當代中國社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敘事中，1978年通常被確認為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歷程的開端。然而單純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幾年的變化既容易忽視前期國內外政治環境對這一變革的推動，也容易淡忘一種強大的社會文化力量為這場變革所做的准備。實際上，從1970年代初中美關系解凍開始，探索自己獨立發展道路達上百年的中國社會就已經開始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前進方向的又一次全面調整。

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一方面使得官方體系內的大量文化干部失去了原本穩定的社會經濟地位，從而迫切尋求改變﹔另一方面，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知識分子也開始逐漸出現內部分化：激進民主主義者與改革派知識分子關於民主與發展的分歧表現在“西單民主牆”和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事件等197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當中，並最終以改革派成為主流，激進主義者被暫時壓制和邊緣化告一段落[30]。在這之后，社會文化的新變化一方面體現在社會主流話語對六十年代激進民主訴求由熱烈擁護到徹底批判的態度突變上﹔另一方面體現在年輕知識分子與西方文化的逐漸接近上。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原本屬於內參性質的西方文學和學術作品就開始在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中流傳。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化思想的熱烈追捧。一時間，談論西方思想，閱讀西方經典成為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用“新”的理論、“新”的視角來認識世界、認識中國則成為他們的迫切願望。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辛亥革命失敗的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向外探求新知並最終將目光投向社會下層民眾以求建立新型民主的“啟蒙”運動，那麼1970年代中期到整個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轉變則是在“告別革命”的同時，告別了走向群眾的激進理想，並以“新啟蒙”的方式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未來圖景。在這個意義上，“啟蒙”與“新啟蒙”實際上是同樣的現代性態度，不同的現代性理想。更重要的是，一旦社會出現危機，不同的現代性理想將把社會運動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新聞傳播界，被壓制和批判了二十余年的專業主義隨著“解放思想”而重新回歸。“真實性”、“時效性”、“可讀性”重新成為新聞記者工作中強調的重點。新聞報道的領域也從原來高度重視政治宣傳的內容逐漸拓寬到普通百姓的社會生活、災害和犯罪消息，甚至是對政府的批評[31]。從前被認為是黨領導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的新聞業越發被理解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有著特殊運行規律且相對獨立的職業。此時的新聞記者和新聞研究者與民國時期的同行一樣，又找到了他們遠在大洋彼岸的知音。1982年，至今被中國學者稱為傳播學創始人和集大成者[32]，曾經對社會主義傳播體系進行過激烈批評的美國人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訪問中國，並憑借一系列演講成功地為中國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種看待、思考和評價大眾媒介的視角[33]。在此前后，源自美國，將新聞傳播視為去政治化的信息傳遞行為的傳播科學開始被大規模引進，並漸漸成為指導新聞實踐的新的理論框架。它使得新聞從業者不再將他們的傳播對象視為蘊含豐富階級含義的“群眾”，而是將其看作接受信息、並獲得滿足的“受眾”。在主流話語中，新聞傳播的勞動過程從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意識形態再生產轉變為“傳播者”和“受眾”之間自由選擇和“使用滿足”的信息交流。這些變化實際上顛覆了“五四”以來“群眾路線”的批判新聞思想，在客觀上將原本產生於市場化新聞實踐的理論轉變為在中國創造市場化新聞實踐的思想基礎。

新聞工作者們並不僅僅滿足於新聞理論和技術上的改良，他們逐漸將目光轉向改革以來並無多大變化的黨管媒體的傳播制度。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拓展到城市，國家對私營經濟的管制有所鬆動。同時，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呼吁也在官方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立法和“媒介獨立所有權”的議題開始被提出和討論[34]。此時，從人民日報的高層領導到地方報社的編輯記者，要求新聞改革和新聞自由的呼聲越來越多[35]。

到1980年代晚期，城市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農村改革的裹足不前使中國社會面臨一場危機。一方面，價格雙軌制和權力市場化催生了大量的“尋租”行為，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這造成了社會的普遍不滿﹔另一方面，工人失去“鐵飯碗”的隱憂和城市階層的逐漸分化使得正在進行的改革面臨合法性危機。在多重矛盾的刺激下，最終出現了應對權力壟斷和市場擴張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36]。然而，長期圍繞資本主義法權和形式民主等問題展開的“新啟蒙”運動已經使得此時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無力體察這場社會運動的深刻政治經濟含義。整個80年代知識分子與“群眾路線”的疏離，使得他們忽視了源自城市基層的社會運動所具有的的社會主義性質，並終將這一運動束縛在狹隘的冷戰意識形態框架之中[37]。在新聞界，新聞工作者以要求新聞自由的訴求成為這場運動中引人注目的組成部分[38]。與六十年代“推開黨委鬧革命”的新聞界奪權運動不同的是，此時從事新聞傳播的勞動者們以一種社會職業的獨立合法性和“專業主義”為前提，用抽象的“人民性”概念強調政治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在這一過程中，“人民”在中國革命語境中所蘊含的階級含義，“黨”與“人民”之間關系的歷史元素，以及“黨代表人民”的傳統話語的合法性都面臨挑戰和顛覆，並面臨被一套精英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取而代之。在經歷了建國后三十余年的掙扎與辯論之后，以“人民”和“人民性”的名義所發動的運動恰恰成為知識分子們最終告別“人民”和幾十年“群眾路線”的一種集中表現。

當今，新聞傳播實踐並沒有因為知識分子們遠離了“啟蒙”與“救亡”的宏大敘事，拋棄了“階級斗爭工具”的激進理論就真正地告別“政治”。無論是“啟蒙”還是“新啟蒙”，在新聞工作者們發動思想運動，推動社會轉型，構建了一個以經濟資本為主導的社會之后，那些曾經積極追求“自由”，充當變革領袖的知識分子都讓出了舞台的中心，重新成為新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中的附庸。（原載於《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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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鄭保衛. 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82-183.

[20] 同上：183 .

[21] 參見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M], Oxford [England] : Clarendon Press, 1997, p. 2.

[22] 張濟順2008.“從民辦到黨管：思想改造運動與上海私營報業的國家化——以文匯報為中心案例的考察”.會議論文.“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China’s Party-State Resil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July 14 - 16, 2008.

[23]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1 .

[24] 張濟順. 從民辦到黨管：思想改造運動與上海私營報業的國家化——以文匯報為中心案例的考察. 會議論文.“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China’s Party-State Resil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Z]. Harvard University.July 14 - 16, 2008.

[25] 新華社.北京新聞界人士舉行座談.揭露右派分子篡奪某些報紙領導權的活動.[Z].1957-6-25.

[26] 鄭保衛.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373 .

[27]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335 .

[28] 同上.

[29] 同上.

[30] 激進民主主義者在1990年代以后又以“新左派”的稱號重新介入對社會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中.

[31]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 34.

[32] 童兵. 正確的抉擇 重大的勝利——紀念中國新聞改革30年.[J].新聞記者2008, (6):10 .

[33] Zhang, Yong.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J],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4, 2000, p. 623.

[34]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p. 38-41.

[35] Polumbaum, Judy.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A], Chin-Chuan Lee (eds.), Voices of China,[C],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p. 33-68.

[36]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 Boston : Beacon Press,1957.

[37] Wang, Hui. The Year 1989 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a, [J], Positions2004 12(1):7-69.

[38] Goldman 1994; Hood 1994; Hsiao and Yang 1990; Li and White 1993; Tan 1993; D. Zhao 2001; Zhao 1998, 2001a. 參見英文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