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聞業與新聞人社會角色的歷史辨析【2】

二、中國經驗：現代新聞業的另類嘗試

“改革開放”后新聞學科重建以來，西方現代進步史學對新聞業發展的肯定性敘事在中國新聞學界和業界構成了一套理解新聞業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國新聞業發展的“照妖鏡”，不斷試圖在這個顯得有些另類的社會中推廣成形的西方市場新聞業體制。

以研究中國新聞記者的各種文獻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討論國家、市場與新聞記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種思路中，“國家”、“政府”、“政黨”等分析單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於社會公眾，甚至與社會公眾相對立的“威權力量”、“保守力量”、“傳統力量”，而新聞從業者則幻化成“最廣大人民”的代表，成了無可置疑的進步力量和威權壓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聞從業者“獨立”、“自由”的信息傳播活動所面臨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証這種對抗性二元關系的論據。與此同時，“市場”的力量則常被當做消解威權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對舒德森理論的解析，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分析框架與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媒體史觀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關於西方現代市場新聞業那種肯定性敘事在中國社會的投射。這樣的思路既缺少對文化政治復雜性的把握，也沒有對社會結構，特別是都市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審慎考量，更忽視了市場邏輯所制造的保守立場，甚至是壓制性能量。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創造的新聞實踐范式一直有著十分鮮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條西方現代新聞業之外的另類方案，而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新聞觀念在對西方現代新聞業模式的頂禮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紀中國新聞人的獨特遺產，也抑制了我們對新聞業社會角色的想象力。

從中國近代新聞業產生伊始，中國都市新聞記者的文化意識就有著獨特的個性，這種獨特個性正是成就於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邊緣位置和被動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和中國新聞記者的獨特社會角色。

首先，與19世紀的歐美新興資產階級文化反對傳統權威的單一面向不同，近代伊始，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思想就蘊含了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脫離傳統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奔向現代化的理念﹔二是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意識。我們可以將這種思想構造稱為“雙重現代性”。支持商貿、意圖發展科技和改造社會制度這些現代思想自然都是當時中國的新生觀念。然而，人們往往會忽略“現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以新聞人為代表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還具有強烈的反殖民意識。正如柯文在分析報人王韜的思想時所概括的，“從這種世界觀念在近代中國剛剛出現的時候起，它就暗含著一種強烈的（有時是無聲）向西方復仇的不滿和義憤之情” 。作為近代最早的報人，王韜所提出的“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 ，即學習先進科技文化，振興中華，抵御外患正是這代知識分子傳播實踐的主要政治訴求。因此，與同時期美國新聞業反對黨國壟斷，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和文化相對性的“杰克遜主義”剛好相反，近代中國報人始終將構建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當做一項重要訴求。這種政治理念兼具反侵略和現代化的雙重目標。正如浦嘉?在描述這一時代新聞業者的職業志趣時所指出的，這些人感興趣的“並不是‘所有適合印刷的新聞’，而僅僅是那些他們最為關心的，有關中國富強的內容” 。齊慕實也曾提到，“一方面，梁啟超等人意在運用新聞媒介來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說服國家權力核心推動改良﹔另一方面，戰后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極端危急的狀況也使得此時中國新聞業的傳播內容相比西方更加嚴肅” 。

由此可見，歐美早期大眾化報刊與中國近代報業雖然基本處於一個時代，但是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訴求，這正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紀中期，基本完成了資本所需的現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歐美社會中國家力量開始隱藏在市場的幕后，這一隱身過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聞媒體和知識界的文化創造。而此時，亟待解決國家建制促發現代化的中國，則面臨構建現代政治組織的重大使命。從那時起的幾代報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國民認同的關鍵力量。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抗戰時期的記者同盟組織和共產黨人的新聞實踐。直到二十世紀末大量沿海都市媒體興盛之前，與民族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一直是中國現代新聞人的正面宣稱。

其次，在19世紀歐美現代新聞業快速興起的過程中，幾乎都出現了都市知識分子與勞工群體分台唱戲的局面。一邊是都市中職業新聞記者的商業報刊迅速發展﹔另一邊則是勞工報刊先崛起再衰落的過程。然而在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出現了一種世界新聞史上極為少見的現象，即知識分子走向勞工，與社會底層相結合，共同創造新型新聞實踐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詹姆斯•卡倫所使用的階級分析范式在中國遇到了難題，因為“五四”以后中國新聞史中出現了新聞文化再造的現象，這段歷史不簡單是階級對立和資本排斥的歷史。眾多都市新聞人非但不是以與勞工階層對立的面目出現，甚至也不是要代表底層勞工，而是創造一個與中國大多數民眾共同發聲，融為一體的新型新聞業。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五四”之后《每周評論》和《新青年》等刊物的迅速轉向上。尤其是《新青年》開始集中精力關注勞工問題，陳獨秀此時已經將“新文化運動”在產業層面的目標指認為“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層面的目標指認為“要創造出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 。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不但介紹了歐美和日本的工人運動，而且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蘇、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產和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與此同時，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地區，出現了大量直接面向工人的報刊。這些都市知識分子主辦的媒體不但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溝通工人生產和運動的訊息，而且直接刊登工人自己的詩歌和文章。

“五四”時期這種倡導知識分子與勞工相結合的新型新聞理念和實踐一直延續到延安時期。此時的編輯和記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層去採訪，還被要求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並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曾經對即將奔赴基層蹲點駐村的記者講：“要以小學生的態度，虛心請教的精神去接近群眾……我們不是無冕之王，不是居高臨下的社會輿論的指導者……我們要去發掘埋藏在群眾生活中積極的東西” 。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共產黨報刊普遍實行的通訊員制度，這一制度的思路是陸定一所說的“把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起來” 。1942年《解放日報》的通訊員已經有2000 多人，其中工農兵通訊員1100 多人。新華社到1945 年抗戰勝利的時候，已經擁有近3 萬名通訊員。1948 年僅在華中解放區的新聞通訊員已經有4.6萬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約3 萬篇 。從當時新聞人的觀念來看，大量基層勞動者以通訊員方式參與新聞活動並不是出於擴大新聞線索來源的目的，而是一種打破職業分工邊界，強調新聞大眾化的努力。新聞人努力的方向不是代表大眾觀察，代表大眾發聲，而是為大眾提供觀察和發聲的平台，與此同時成為大眾中的一員。這種所謂“群眾辦報”的理念相比新聞專業主義顯然在民主的意義上是更加進步的。它甚至也超越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的二分，成為塑造新型政治主體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所總結的這些新聞人與社會底層相融合的新聞實踐在建國后遇到了各種曲折和變革，並最終在市場新聞業大規模植入的過程中漸漸消散。一套源自西方的現代新聞規范逐漸成為中國記者的“目標”、“方向”和“正軌”。 如今，19世紀歐美新聞業的理念不僅看起來比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新聞理念更熟悉，而且已經在很大范圍內轉變成制度性的現實。國家在文化傳播領域的放權，抽空了知識分子與底層之間的中介協調力量，這為掌握媒體資源的都市新聞人創造了依附資本力量和官僚力量的機遇，客觀上造成了這一群體文化意識的整體轉向。在經濟和市場屬性更被傳媒行業看重的今天，新聞記者整體上正在轉變為服務業的勞動力，而不再是創造新社會的政治主體，更有甚者，由於新聞生產中的“去政治化”邏輯，他們也不再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

從歐美和中國的經驗來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和變革是無法規劃的歷史事件，是社會結構變動的結果。然而，當代我們對新聞業的主流認知，卻是規范性的，即使是名為新聞史的寫作，提供的也常常是一套反歷史的馴化觀念。我們用歐美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誕生和20世紀中國新聞人的獨特經驗來討論“什麼是現代新聞業”，目的並不是展現新聞業發展的歷史，而是要展現一種認識新聞業，認識新聞記者的思路。今天，中國的新聞記者面對行業的種種痢病、面對社會的種種問題、面對全球化的各種危機，更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新聞文化和新聞實踐，讓我們從反思新聞業的歷史，反思自身的社會角色和文化意識開始吧。（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