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媒體對城市景觀的塑造與想象【4】

喚醒懷舊的城市集體記憶

我們可以將城市視為一種文化表現的文本，在這個文本中，人們依靠建筑、城市景觀構成的視覺信息來解讀城市及其歷史。對於城市市民和公眾而言，其對於城市歷史文脈的認可和言說、想象，是塑造和增強城市認同的有力手段﹝8﹞。廣州的西關大屋與騎樓、上海的石庫門和外灘、北京的胡同等富有特色的建筑和景觀往往成為凝聚市民情感的地方。可以說，“地點形成個人的身份認同感以及社團（社區）歸屬感，為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奠定了基礎。換句話說，地點是人們生活和工作的特定場所，是人們可能形成親密持久關系的場所”﹝9﹞。老建筑、老街區等“懷舊景觀”是塑造城市的文化植根性和居民對於城市情感維系的重要紐帶。因此地方媒體通過對記錄城市歷史痕跡的老建筑的集中報道，力圖挖掘和喚醒人們對城市的集體記憶。

2011年6月6日，《長株潭報》開辟《株洲記憶》專欄，從1953年建設南路28號的人民電影院，人們“1毛5分錢買一張電影票的幸福”，到沿江中路一個不起眼的地洞裡，誕生株洲第一部電視劇，再到20世紀80年代時，株洲市民守著廣播聽株洲人民廣播電台的《商戰風雲》，以更微觀的角度“沿著城市的掌紋”，敘寫這個由火車拉來的城市一代又一代人的城市記憶。此外，該報還開辟了《株洲地名故事》專欄，“循著小巷的牆根，探尋留在街巷的每個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上的，關於這座城市的光痕與記憶”，對株洲的大街小巷、古舊社區等傳奇故事和現世變遷進行了挖掘和報道。探究地名的來龍去脈，就是探究地方的歷史，挖掘它的文化內涵。

從2012年3月17日開始，《株洲晚報》開辟了《走讀株洲•小鎮傳奇》專欄，在“開欄的話”中寫道：“在11262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每一段歷史都值得追憶，每一處傳奇都值得書寫。”如《秩堂：多少風流因你之名》報道了秩堂的家祠眾多，不僅成為獨特的地方風景，也成為家族的心靈聖地，“地方上的管理，除了政府所構建的行政體系外，還有一套看不見的家法族規”，“每每有遠走天涯的游子歸來，第一件事便是由長輩帶領來到祠堂向祖宗報告平安”。由此可見，一個地方的景觀不僅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經濟價值，而且反映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形成文化景觀的那些精神價值、倫理價值和美學價值等。﹝10﹞媒體的報道通過著力拓延地理的人事關聯及文化，有助於增強民眾對於地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美國學者張英進說，懷舊並不是對過去記憶的重現，而是人們積極主動地建構一個與現實相對照的寧靜、穩定、永恆的世界。懷舊的盛行恰恰說明了對現實的不滿，“過去”的美好反襯了“現在”的混亂，用“過去”拯救失去靈魂的現代人，成為抵抗充滿焦慮的現代社會的一劑良藥。﹝11﹞

除了城市景觀這些可視的地理要素外，地方媒體還將目光投注到民間曲藝、民間手工藝、民俗活動等遺失或即將消失的非物質文化上，這些都市民俗往往扎根於老建筑、老街巷中，與這些城市景觀密不可分。如《株洲晚報》的《株洲那些漸行漸遠的節慶習俗》，記錄了流傳至今的唱插話、開筆儀式、皮影戲等當地習俗，醴陵“開筆儀式”從“行業祈福盛事逐漸演變成風雅的新年聚會”，但“寫‘福’字祈求新年如意”的願望仍把人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鄉土民俗在成為當代傳媒塑造城市形象、表征城市特色的重要資源的同時，也成為建構認同的重要手段。因為媒體通過對老建筑、老街巷及其相連的舊風俗和舊生活方式的追憶，讓市民了解了城市，知道了自己的來源，從而建構起自己與城市的認同關系，這樣就使得碎片化的當代城市人通過“傳統”重新聚集。這種媒介強化出來的“集體懷舊”，超越了株洲市民在階層、職業、年齡等方面的城市身份區隔，呈現的是一種城市集體記憶，在喚起讀者普遍的情感共鳴中，建構了城市文化認同感。

地方媒體在建構城市文化認同時，也有可能受到城市文化資源不足的制約，這一點從相關報道持續一段時間后往往面臨無米下鍋的尷尬中可以看出。城市文化資源既包括城市的歷史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城市發展變遷過程、功能地位等，也包括當今市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的獨特性等。地方媒體所在的區域，其城市景觀和符號、集體記憶、傳統習俗與文化底蘊等是由其歷史發展條件決定的，這也在客觀上制約了地方媒體挖掘和重塑城市文化認同的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