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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媒介批評實踐與思想論略【2】

胡正強

2013年07月31日14:09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邵飄萍除痛心疾首於當時的中國新聞界道德日壞,假造新聞、津貼新聞橫行之外,還對一些導致新聞價值減少的“瑕疵”多有批評。他認為如下一些瑕疵的存在,會給新聞傳播帶來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的惡劣影響。

第一,含有廣告意味者。所謂廣告意味的新聞,也就是今天新聞媒體上人們所常見的軟文一類材料。西方社會由於公共關系學極為發達,企業一般都設有公共關系部門,專門與媒體打交道,向媒體投遞相關信息和宣傳材料。在新聞媒體所接到的自由投稿中,含有廣告意味的較多,邵飄萍指出這類材料的實質,就是“蓋欲以新聞之面具而利用報紙為之宣傳其目的”[4]68。他還介紹歐美國家凡老練記者,一見而知其用意,決不受其欺蒙。路透社即曾特下嚴厲訓令給通信員,須注意勿採用這類具有廣告性質的消息。他指出,所謂廣告性質者,不僅僅存在於商品信息中,舉凡醫生律師之名譽、文學家藝術家之作品、軍人之戰功、官僚之政績等,皆是廣告也。“我國所慣稱之‘作用’兩字,頗與廣告之意味相合。”[4]68總之,凡報告新聞之外另含其他目的者,即系廣告的性質。他提醒記者如果遇到半含新聞半含廣告之類的材料,可削去其中廣告(有作用)的部分,否則,會極大損害新聞的價值。

第二,揭發人之陰私者。邵飄萍指出,媒體的特質在於其“公共性”,若與國家社會無關之個人私事,竟為揭發於報紙,乃違背德義,是不人道的事情。“故凡個人私事,不問其善惡,皆不得用作新聞之材料﹔否則即大損害新聞之價值。”他稱贊歐美一些國家的報紙對此最為注重,無論如何皆不肯揭發他人私事,有違反者,決為道德法律所不許,公私之界限判然。他舉出一個掌故,日本明治四十二年的夏天,英國《泰晤士》之外報主任啟羅爾與該報北京特派員莫利遜同訪大隈,與早稻田三人私談,其談話的一部分內容,后被《朝日新聞》登載,啟羅爾見之非常不悅,直致書該報詰責,謂所談既屬私事,不應未得其許可而遽行發表。日本記者頗因是而大窘。邵飄萍批評說:“我國有一部分新聞記者,對於此義,似未深考,且每以盡發他人私事為能,終日所探索者,皆為他人之私事,竟有將他人之家庭秘密,閨房私語,揭載於報紙者,是誠可恨已極。使外人見之,直輕視我國人為毫無新聞知識與道德也。”[4]68他希望新聞記者能高度注意這個問題,力矯弊風。他還認為若在這個方面實行禁載主義,可有效減少新聞記者借此敲詐的惡行。

第三,有害社會風俗者。邵飄萍認為報紙作為社會的教師,感化力之大,過於電影戲劇,故凡有害社會風俗之事,不可作為新聞而任意披露。“所謂有害社會風俗者,最當注意之點,為穢褻與殘忍,淫書淫畫淫戲之禁止。”[4]69他介紹英美諸國中等以上的報紙,對於慘死光景、尸體狀態等,皆不加以細寫。至如娼妓賣笑生涯,青年男女淫奔野合,更不肯略事敘述,“蓋預防穢褻殘忍之增長,方合於新聞之任務也”。他舉例批評我國新聞媒體在這方面甚不注意:“某記者之本家,為仆役所殺,后其仆判決死刑而槍斃,某記者為一時快其私仇,竟大書特書槍斃時情形,愚讀之心身皆悸,使一般無識人民日日灌輸此種記事,畏法之效未可睹,未有不流於殘忍者。又有陶某一案,關於翁媳間事,北京一部分報紙,皆視為珍聞而窮形盡相,苟日日以此灌輸,羞惡之心未必生,亦未有不流於淫亂者。”[4]69他揣度報紙之所以如此悍然不顧社會大眾觀感,無非以此迎合一般劣等讀者的心理,實不足為訓,既有損新聞價值,又貽害社會風俗。他叮囑記者在下筆時應存身處講堂之心,謹慎而為,否則自失社會中教師之地位,蔑視新聞記者的人將更有借口。這不啻是新聞業者的自殺!

邵飄萍還對新聞媒體缺少獨立的品性頗有煩言。他認為媒體不獨立,固然是當時中國政治紊亂、經濟凋敝的必然結果,但也是媒體沒有定力的表現。記者與各方周旋,易受外力包圍。“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此外交記者之訓練修養所最不可缺者。”[4]69當時社會上不時有報紙受通訊社操縱的傳言,邵飄萍分析說,通訊社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原以供給新聞材料或提示報館進行詳細採訪的路徑,報紙編輯有取舍、剪裁改削的自由。“若謂通信社可以操縱言論,則自欺之談,或一種對於外行者騙詐之手段而已。北京報館以數十計,通信社亦相繼而起,以十數計,通信社之能力似足以操縱北京之言論。然此乃由於報館腐敗之故。即因對於通信社稿不能剪裁取舍以求其適當之故。苟為稍有精神之報紙,吾未見其能聽通信社之利用操縱者。”[6]有精神的報紙,自有記者採訪新聞,對通訊社來稿必不糊涂登載。通訊社除卻供給材料之外,有何作用可言?有何能力神通可顯?顯然,通訊社所可得而操縱者,必為那些腐敗不堪、銷量小、有名無實的報紙。既屬此類報紙,操縱之有何益?故妄信通訊社為以操縱言論者,非外行即冤桶。北京新聞界的發達有一日千裡之觀,不可謂非一種進步,但是,“循名核實,所謂進步者,其外觀乎,抑其真實之內容乎?”[7]邵飄萍明確指出:北京的媒體多則多矣,而有確實基礎與言論之能勉成自由獨立者,仍屬少數。因而政治上每一大問題發生,必有如何收買輿論的傳言出籠。風起於青萍之末,此類傳言出現,每使人疑為收買多數亦屬不難。此誠我新聞界的奇恥大辱。有志之士,不可不立起徹底一雪之!

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邵飄萍是一個豪氣干雲、有崇高使命感的領袖性人物,這種使命感使他密切關注新聞傳播的現實發展,希望通過自己的實踐介入和理論努力,幫助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逐步脫骨換胎,步入理想的境域。他的媒介批評活動幾乎貫穿和存在於其所有的新聞活動形式之中,是他雖不長久但卻異常光彩照人的新聞實踐的一部分,在引介和普及現代新聞理論,促成中國新聞學術現代化發展並初步實現實踐轉化的過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推助之功。他的媒介批評活動在本諸新聞實踐的同時又能超出具體的事件之分析而達成某種理論約括,以批評的方式相對完整地表述其新聞理論見解,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現代媒介批評的學理層次,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值得寶貴的一筆。(作者為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新聞學博士,傳播學碩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通訊評委)

參考文獻:

[1]邵飄萍.新聞學總論[M]//肖東發,鄧紹根.邵飄萍新聞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邵飄萍.敬告因運動議長而埋怨報館者[M]//方漢奇.邵飄萍選集(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53.

[3]邵飄萍.從新聞學上批評院秘廳對新聞界之態度[M]//方漢奇.邵飄萍選集(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134.

[4]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M]//.肖東發,鄧紹根.邵飄萍新聞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張季鸞.追悼飄萍先生[M]//肖東發,鄧紹根.邵飄萍新聞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46.

[6]邵飄萍.通信社有可以操縱言論之能力否乎?[M]//方漢奇.邵飄萍選集(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346.

[7]邵飄萍:北京報界之宜自警惕[M]//方漢奇.邵飄萍選集(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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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鑫(實習生)、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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