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聞：議程設置理論的改革性實踐

摘 要：20世紀9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公共新聞盡管在實踐和理念都存在爭議，但倡導者總結出了一系列策略和原則。本文試圖通過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聞學傳統和新聞實踐視角對公共新聞進行分析，闡釋公共新聞運用議程設置理論的創新實踐。

關鍵詞：公共新聞﹔議程設置﹔創新

20世紀9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公共新聞以彌補當時新聞與公眾之間的鴻溝為目標，努力培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筆者認為公共新聞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議程設置理論的運用，但也存在分歧。

一、作為實踐和理念的公共新聞運動

據Pew公共新聞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研究稱，僅Pew中心記錄在檔的就有651例公共新聞實踐活動[1]。如今，它已不僅是一種非常規的新聞實踐創新，且成為一種新聞理念。格拉維奇和布拉姆認為，民主社會需要媒介從事“有意義的議程設置，確認當前的關鍵問題，包括議題的成因及解決的方案。”[2]

（一）作為實踐的公共新聞運動

較早的公共新聞實踐是1988年美國佐治亞州哥倫布市《紀事問訊報》（Ledge-Enquirer）發起的“哥倫布2000：發展議程”的系列報道活動。時任報紙主編Jack Swift採取了一系列非常規措施：組織市政會議討論民眾關注的問題﹔報社支持成立名為“協力跨越千禧年”的民間組織，跟蹤、關注和處理討論的議題。議題走出報紙、走進社區和居民是公共新聞實踐的特征之一。影響更為深遠的公共新聞創新活動包括美國堪薩斯州《威奇托鷹報》（Wichita Eagle）在1990年發起的“您的一票管用”活動和1992年的“人民計劃”活動﹔《威斯康星州報》、威斯康星公共電視台、威斯康星公共廣播電台合作在麥迪遜開展的從1991年持續到1994年的概稱“我們的人民”活動﹔《夏洛特觀察者報》自1992年開展的有關選舉和犯罪的報道等。這些創新性活動為探索開展公共新聞實踐提供了范例和方向。

（二）作為新聞理念的公共新聞學

公共新聞倡導者們認為傳統政治選舉報道過於注重“賽馬式”報道，破壞了公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媒介自身也陷入了危機，這直接推動了公共新聞運動興起。公共新聞歷史淵源可追溯至19世紀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關於新聞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的辯論，並以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社會責任論、20世紀90年代協商民主理論，以及社群主義、公共領域等理論為重要支撐。

較早提出公共新聞理論的杰伊·羅森教授認為，“新聞記者不應該僅僅是報道新聞，新聞記者的工作還應該包括這樣一些內容：致力於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的基礎上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間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幫助人們積極的需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應對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讓他們去閱讀或觀看這些問題。[3]”這一表述充滿了媒介社會責任、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等關鍵詞，似乎是對《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界》中新聞媒介責任的強調版，但更強調新聞記者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告知”，積極尋求公共事務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