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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我覺得 “文學青年”是個很好的詞。
●這就是老舍說的，文學就是尋常與親切。
●回頭一看，多少年過去了還會有共鳴，這才叫文學，消費一個故事就沒意思了。
解放周末：不管稱呼你什麼，很多人都感覺你有“文學青年”的氣質。
柴靜：我覺得“文學青年”是個很好的詞。我身邊的朋友，他們性格各異，如果說有什麼共性的話，就都是文學青年。我們都是在小時候喜歡閱讀，十幾歲開始寫東西，就像崔健說的，隻要我有筆，誰也攔不住我。不論你是在吉林延邊的小縣城，還是山西的小縣城裡，一個小男孩或一個小女孩，在綠色格子裡開始寫文章的時候，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為了讓人傳閱，就是王小波說的，為了“自我”。就像葉子要展開一樣，就這麼簡單，生命原始的勁兒就在這，它要張開，要表達，要看見。文學也是這樣，它貌似無用，沒有什麼濟世功名、經世致用的東西，但它對人的心靈是特別重要的。
解放周末：無用即大用。
柴靜：對，如果我沒有保持對閱讀持續的興趣的話，我一定是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這是肯定的。
大概我四五歲的時候，就用小刀在我們家牆上刻著“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可能有的字還不太認識，刻錯了，但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裡面的意思小孩子是明白的，因為某個春天的早上起床的時候我看到了，感受到了，但還表達不出來，遙遠的古人的這幾個字就是我當時的感覺啊，音樂、韻律和色彩的美，我就把它刻下了，這是文學的共鳴。人的心靈與心靈相見了，世界突然多了一個緯度，讓人覺得很深廣。
就像我看李娟的書，她在阿勒泰的戈壁裡，年三十放兩隻煙花，沒別人看見，誰看得見啊，母女倆人在那頭過著貧苦的生活，就是白歡喜，自得一下，她能為了什麼，沒有目的。但遠在北京的我“看見”了，我心中一動，就不得不寫下來告訴她，哎，我也看見了。這就是老舍說的，文學就是尋常與親切。
解放周末：人們往往認為文學應該跌宕起伏。
柴靜：這可能和我的趣味有關，我的趣味是比較現實主義，托爾斯泰和曹雪芹教給我的關於人的知識和採訪的知識，多過任何教科書。
《紅樓夢》也可以拍成通俗言情劇，大家一把鼻涕一把淚，好家伙，但真去看這本書的時候字裡行間都是尋常的人生經驗，隔了幾百年也能感覺到男和女初相識的情愫，家族裡的人都是尋常的。舉個小例子，抄檢大觀園后，薛寶釵突然說要搬出園去住了，這裡曹雪芹用了一句話，“李紈看著尤氏一笑，尤氏看著李紈也一笑”。筆墨之間如果不琢磨，就過去了。這一笑是什麼意思呢，抄檢大觀園后親戚家的姑娘為了避嫌搬走了，還得找這個借口，不能明說。我“剽竊”了這個，我的書裡老范和老郝那段，她倆的表情讓我想到了這點，你看，隔了那麼多年，人和人又相見了。這是夾縫文章，以前我看不到這些，如果我不是日積月累地看，也看不到這些。
解放周末：你看了多少遍《紅樓夢》？
柴靜：很難說，但我當年從湖南到北京就帶了這一本書。
解放周末：女孩子愛看《紅樓夢》可以理解，但你為什麼又特別喜歡看《顧准文集》？
柴靜：裡面都是人麼。我看《紅樓夢》看的也不是傳奇、言情，我看的是人性，我看的是平等，我看的是曹雪芹對於各種人物同時加以理解的深度。顧准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研究，一切都是為了人，從人出發去研究，才能不去建立天上王國，老老實實尊重規律。托爾斯泰也是這樣，所以他才能把《安娜·卡列尼娜》從通俗劇寫成文學。回頭一看，多少年過去了還會有共鳴，這才叫文學，消費一個故事就沒意思了。
你做的事情可能很重要，但你自己並不重要，不要太愛惜自己的羽毛。
●文學和新聞，都是“看見人”。
●人是需要尊嚴和空間的，當她的悲傷來得太強烈的時候，你可以陪伴，但不要侵入。
解放周末：對文學的理解與對新聞的認知，這兩者的相通之處是什麼？
柴靜：都是“看見人”。一切事件都是人的結果。人永遠是個尋常，一切人都在情理之中，隻不過發生在身上的事情是在意料之外。
解放周末：以前你的採訪似乎更多關注的是事件，現在則更為關注事件中的人，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柴靜：這是我很重要的思想上的改變。
以前我認為事件影響人，所以那時我注重事件，認為事件造成了各種結果，這些結果對世界形成了影響。現在我的想法是人造就了世界，每個事件中的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他所處的位置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事件，所以就回到人本身來認識事件。
其實這也是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他也是用很長時間才明白，所有事件都是人的愛恨欲念沖突交織的結果，而不是激發。拙劣的情景劇裡人都是被激發的，情節發展不下去了，女主角立刻就得了白血病，或是男主角的初戀情人就回來了，這是靠外在的戲劇性來推動情節，使人產生情緒。真正的人生是靠各種欲念不斷滾動發展沖撞來形成事件。
比如做藥家鑫案，你要從事件的結果往前推倒，一輪一輪，回到事件的初始點，若看不到這點，我們就拆解不出事件的本來面目。
解放周末：也就錯失了認識事件的機會。
柴靜：昨天我還在和同事討論這個事件與人的話題。我們是從袁厲害這期節目說起的，因為我們答應過身在病房裡的袁厲害，拍下孩子們的近況，讓她看看。當拍到一個聾啞小男孩的時候，他很聰明，讓我蹲下來，在我的臉頰兩邊各親了一口，然后指指自己的臉頰，讓我親他。我親了一下，以為完了，他不干，示意我另一邊也要親。最后，我們把這個鏡頭放到節目中去了。大家都沒有異議，覺得可以這樣用。這個細節暗含著孩子在過去幾年裡的處境，他是如何被對待的，有價值。
也有同事問我，當採訪對象和記者有情感交流的時候，應該怎麼拿捏分寸。我覺得記者如果是被動的，當對方把情感施加在你身上的時候，隻要以正常的人性承接就可以了，但不要主動施加什麼，那樣就逾越了分寸。他們就說，主動施加也沒什麼啊，會顯得更有人情味啊。我覺得一個節目有它成熟的人格，我現在是完完全全的成年人，覺得自己在情感表達上應該是相對克制的，沉著的。
我舉了我採訪張妙母親時手搭她肩上安慰她的那個例子。如果20多歲時去採訪，我還是會進屋，當我發現攝像師要掀帘子進來的時候，我很可能不會去阻攔。但當我到了現在這個年齡，用余光看到攝像師要掀帘子進來時，我會沖他擺下手，示意他停在帘子外，讓他別拍，別直接拍採訪對象的悲傷。人是需要尊嚴和空間的，當她的悲傷來得太強烈的時候，你可以陪伴，但不要侵入。
解放周末：人與人之間應當有恰當的距離。
柴靜：對，你要意識到你是個陌生人，別以為自己是記者就跟誰都“自來熟”，別覺得自己問什麼做什麼，都是理所當然的。關切過頭了，就是冒犯。
我曾經採訪過一名遭受性侵的女孩，她因為殺死施暴者而被判刑。在看守所進行採訪的時候，她提出不希望現場有男性，可攝像師和法警法官都是男的，而他們又必須在場。我告訴攝像師，就遠遠地拍女孩的剪影。然后我和她緊挨著用耳語完成了採訪。在採訪時，有些事我知道我可以問，但我沒有。這事無關案情，有關人性，但這部分太私密，是人家與媽媽姐姐才能分擔的部分，不要冒犯。
解放周末：可在很多人看來，“追問”是記者的職責。
柴靜：當一個人說“我追問某人”的時候，重點往往不在追問這個動詞本身，也不在賓語上，而是在隱含未見的主語上，是“我”在追問，這個“我”顯得很牛哦，雖然“我”沒有出現，他要的是這種感覺。而現在對我來說，賓語最重要，對方最重要。我要感受他，我並沒有之前就想好要怎麼去處理各種突發情況，我不知道張妙家有沒有帘子，我也不知道那個女孩會說什麼話，我就尊重我當時的感受，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覺得這樣做更合適。
解放周末：你曾說過，真相是無底洞的底，作為記者難道不該去追尋真相嗎？
柴靜：當然，但不必挂個幌子叫嚷。這種叫嚷本身就很虛弱，還有就是特把自己當回事。我們每天去一個煎餅鋪買煎餅，煎餅做得挺好的，可人家也沒有挂過“德藝雙馨煎餅鋪”的牌子吧，把煎餅做好了，不賣臭雞蛋，就這麼簡單。
我們不要把身份看得那麼神聖，弄得那麼明晃晃，我們可以保持疑問。 “追問”是一個什麼樣的詞，好像對方在前面，后面有一種緊張感。其實沒有必要有那種緊張感，就像我們坐在一起，一問一答，一來一往，挺好。
很多時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很重要，但你自己並不重要，不要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應該為了事情本身，去做那些對的、應該做的事情。
解放周末：做對的事情，是為了什麼？
柴靜：就是為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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