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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三、鄉村的“他者”型塑填補城市受眾的心理缺失
從《舌尖上的中國》的文本內容、目標受眾以及實際對其給予積極反饋的受眾群體來看，該片是從城市人的視角出發，向城市人展現相對遙遠並陌生的自然狀態和鄉村生活。無論三種解碼方式內部存在多大的差異，但是從其都是對該片積極響應的角度來看，《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播與熱議共同指向了以城市居民為代表的受眾群體的某種心理缺失。
《舌尖上的中國》主要描繪各地鄉村中農民（也包括牧民、漁民等）如何捕獲和加工最普通的食材，雖然也有些許鏡頭涉及機械化生產、都市中豪華廚房以及飲食界的精英翹楚，但相對較少。整體上來看，該片將鄉村生活狀態以“他者”的形象展現出來。
在《舌尖上的中國》中，鏡頭下的鄉村生活是按照與城市生活“相反”，即“差異之物”的角色進行定位的。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食材本身是直接從自然界中獲取的，帶有天然、原生態、新鮮和健康的韻味，比如上山挖鬆茸採竹筍，下水捉魚捕螃蟹，沒有城市中慣見的工業化加工處理過程﹔其次，食材制作從方法到器具也都保持各個地域中鄉村生活的典型特征，如東北人腌制酸菜、內蒙牧民制作奶豆腐、西藏牧民用於煮酥油茶的尼西黑陶等，這種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方式和手工打制的廚具都不同於城市中機器化大生產和現代化的廚房用具﹔再次，《舌尖上的中國》還著力描繪各處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故事。民族飲食文化的積澱與培養出這種食材的地理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人是密不可分的，影片經由一個個普通勞動者的故事，如出海打漁賠錢的船長、寒冬破冰撈魚有可能顆粒無收的魚把頭、鄉村生活中特有的“村宴”、“壽宴”等，為城市受眾展現了一曲充滿生機和互助情誼的既遙遠又親切的田園牧歌。
既然《舌尖上的中國》是將鄉村生活作為“他者”來展現的，那麼內容取舍自然要經過城市人對鄉村生活的固有想象的心理濾鏡。更確切地說，鄉村（人）在無法表述自己的時候必須被城市（人）表述。在第一集《自然的饋贈》中原本有一個“廣西田林縣八渡筍”的故事：由於該地恰逢全面干旱，筍大面積歉收，故事主人公隻能到山林中更低窪潮濕的地方收筍。但這個故事最后被導演刪掉了，理由是涉及干旱，“並不光鮮”。[6]於是，鄉村生活中不光鮮的一面就這樣被擋在了受眾視線以外，以農民（還有漁民、牧民）和農民工為代表的社會下層人群忙於生計、疲於奔命的辛勞被刻意遮掩了。
盡管該片極力呈現鄉村生活恬淡、安然，鄉村人勤勞、智慧的形象，但影片依然反映出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鄉村在經濟活動上日益依附於城市的尷尬地位以及鄉村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前途命運的焦慮心態。城市中鬆茸的奢侈消費帶動的需求，使得單珍卓瑪母女成為鬆茸生產關系鏈條中最上端的一個環節﹔方興玉的小女兒面對姐姐接管媽媽的豆腐坊卻道“不希望姐姐一直做下去，不要像我媽一樣”﹔身為化妝師的女兒楊禮菁在相對舒適光鮮的工作環境中忍受生活不規律的辛苦，卻從不向往母親與外祖母從事的廚師職業。
由於社會心理的聯想與補償機制，鄉村（人）的生活以相對於城市（人）的“他者”形象被型塑，引發了以城市人為主的受眾群體的廣泛共鳴。這種情緒上的震動除了來自現實中令人堪憂的食品安全問題引發的對遙遠鄉村中安全、新鮮的食材美味的想象以外，更來自於城市人群在與土地割斷聯系之后對附著於地緣關系上的鄉情與親情的眷戀，也與人們在高速旋轉的城市生活漩渦中的掙扎與疲憊緊密相關。
至此，可以看出，縱然受眾以不同的解碼方式來解讀《舌尖上的中國》，但他們的積極反應與情感共鳴本身就反映出以城市人為主的受眾群體對安然親切的鄉村生活的共同向往。片中最后還特意講述了一個北京人在自家屋頂安置菜園的故事。但《舌尖上的中國》填補這種心理缺失是借助於將鄉村生活“他者”化的塑造，將美食背后的鄉村形象（如人、環境、人的活動等）按照城市人的心理需求進行剪裁，從而遮掩了鄉村生活中艱辛苦楚的一面。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舌尖上的中國》自覺的實現了菲斯克所說的“文化意義盡可能地配合金融經濟的運轉”。
注釋：
[1]趙斌.《舌尖上的中國》讓口水與淚水齊飛.成都日報,2012-5-21.
[2][美]約翰•費斯克著，王曉玨，宋偉杰譯.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3][4]陳文.《舌尖上的中國》海外受追捧 單集銷價有望超《故宮》.新聞晨報，2012-5-23.
[5][美]約翰•費斯克著，王曉玨，宋偉杰譯.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6]導演全方位揭秘《舌尖上的中國》:展現普通人.南方都市報,2012-5-29.
（賀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傳媒圖書編輯室﹔范鬆楠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傳播學專業2011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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