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媒体的几个判断

回顾互联网这10多年的应用，是沿着三条线展开的：首先是“信息线”：即新闻——BBS——博客——微博；其次是“工具线”：即搜索、IM客户端、输入法、微信等工具型应用；第三条是“娱乐线”，即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网络音视频等。网络提供商因其平台特性及商业出身，最初介入的领域主要是“工具线”与“娱乐线”，但随着近年的发展壮大，其在“信息线”的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媒体化”的渴望日益增强，这一特点在视听新媒体领域也非常显著。

开放性是未来媒体的重要特征。新技术消弭了媒介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未来媒体将是基于开放特性下的媒介融合。媒介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技术的开放性、介质的开放性与内容的开放性三个维度。媒介的开放性引发了内容生产的融合，即内容的嵌入与交融，将促进旧媒体与新媒体进入一种共融与共荣的阶段。

新旧融合是媒体未来发展趋势。新旧融合使得人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性，人们将不仅仅在以往单一的“现实圈”中生活，而是在“虚拟——现实圈”两个圈中来往，基于打通这两个圈子的新兴商业模式将是发展重点。融媒体时代，传播机构多介质的特点使得形象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媒介形象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输出什么样的形象碎片、制造什么样的形象话题、建构何种形象目标，这些都是媒介竞争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视觉化传播将成为媒体商业模式的最快成长点，未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将由文字更多地转向视觉，视频成为融媒体价值链上最大的利润领域。

融合不是自然发生的，受多方影响。新旧媒体的顺畅融合在现实层面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包括介质开放性提供了物理基础，技术进步带来了融合契机，传受习惯的逐渐养成成就了受众规模，新型终端营造了融合新空间，大众需求开启了媒介互通互联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的引导，它从顶层进行着新旧融合的制度设计。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能促进新旧融合的顺畅进行，反之，一个差的制度安排无疑是阻碍与倒退力量。在中国现行媒介制度下，政策引导是最有力的影响因素。

政策引导的核心应由引导“事”到引导“人”。未来融媒体的政策引导应该是多维视野下的系统考量。宏观层面，国家信息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软实力、国际传播力以及媒介经济发展与民众媒介素养都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微观层面，消弭新媒体发展的融合趋势与割裂现状之间的缝隙与路障因素尤为重要。未来政策引导的核心应由引导“事”向引导“人”转变。人的因素是视听新媒体发展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在搭建中国软实力的新媒体平台方面，还是具体到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方面，都需要具体的有能力的“人”来实现，因此，引导好“人”，建设好有利于人才发挥的制度安排对于融媒体的政策引导而言是根本之策。在这之上，加强融媒体机构的研究能力也非常重要，对于迅速变化着的新媒体机构的决策而言，必须有强有力且持续性的决策支持系统，研究机构正是起到这样一个因长期追踪而既能把握静态又能掌控动态的部门，为决策提供支持，从而避免拍脑门决策造成的损失。

媒介领域未来将上演“抢人运动”。这里抢夺的“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导向的新闻人才，或脱胎于报纸机构内部，或成长于商业网站的专业编辑，他们既有新闻素养，又有编程经验。另一部分则是活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的“意见领袖”、“职业写手”，他们是社会网络的连接者，他们创造趋势并引领潮流。他们是群组的连接者，把不同种族、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家庭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内容的贡献者、观点的生产者、人气的聚集者，抓住了他们，就抓住了他们的粉丝。随着新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能在同质化越来越高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实现异质化内容提供，“抢人”，“抢到合适的优质人”成为新媒体竞争的共识所在。

可以说，未来媒体是围绕以“人”为核心的良性制度安排与顶层设计而派生出的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产品、新形态、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