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游戏，一场梦

社会阔步前行推进了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的更迭与转变，人们的生存空间遭遇了“主流经济”的撞击与解构，生活、工作、心理等各种压力聚焦于大众疲劳的身心。当大众不能释怀之时，电视娱乐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路径。日益丰满的电视娱乐文化满足着观众的精神需求，成为当代社会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并走向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地位。“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1]电视也是塑造神话的重要形式。比如，央视曾红极一时的《开心辞典》、《幸运52》，开创了国内电视益智节目的先河，引起了业界与学界的关注以及大众的追捧，重塑了电视娱乐与电视创新的观念，构建了“益智＋游戏＋梦想”的神话世界。

电视娱乐通过一系列的奇观效应，演绎着当代“电视事件”的神话建构，把观众置入神话的境地，让人们去膜拜它的形象、意义与价值。当人们沉浸于电视神话想象之时，不断地模仿与创制神话，甚至在特定的需求下标榜自我神话，已达到满足本体需求的重要目的，实现了马斯洛所言的高层次需求——自我价值。

一、神话膜拜：虚饰的梦想？神秘的偶像？

在信息畅通无阻的今天，电视媒体成为了塑造神话的重要力量。比如，央视早期的春晚，打造了李谷一、马季、姜昆、赵忠祥、倪萍等时代感极强的明星神话，供人们膜拜。

在经济利益的熏染下，“神话”与物质奖励走向了统一。电视益智节目提供了一个让物质奖励与家庭梦想成为神话的舞台。20世纪90 年代初期，上海电视台开播的《智力大冲浪》，开启了电视益智节目的新时代。随后，央视《幸运52》、《开心辞典》的热播，把电视益智节目推向了高潮，也引发了一大批同质化的节目粉墨登场，湖南台的《超级英雄》、上海台的《财富大考场》、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广东台的《步步为赢》等。电视益智节目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并不在于其题目设置，而在于其丰厚的物质奖励与家庭梦想。在很多人看来，通过竞答一些常识问题得到丰厚的奖励，这就如天上掉馅饼，这份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抗拒。彩电、冰箱、洗衣机、数码相机等物质奖励，是人们缩衣节食的目标，也是人们生活的梦想。在这个“物质神话”的诱惑之下，人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了电视娱乐的附庸，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哲学名著《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言：“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已不再是既执着现实满足又向往精神超越的人，而是沦为完全受物质欲望驱遣的单向的人，批评意识已消失殆尽。”[2]

在充沛的物质神话世界里，电视娱乐作为当代社会的景观产品，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胞，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3]电视娱乐陈列出的物质产品，充满了幻象和魔力，吸引着人们去疯狂地追逐，但是却忽略了追逐这一结果本身的过程性。冰箱、彩电、数码相机、旅行基金等“家庭梦想”的诱惑，让人们记住了它们的本体意义，却忽略了实现这一过程需要付出的努力，让人们在生活面前变得愈加被动。由此看来，这些梦想都是悬浮于空中的意念的化身，因为它脱离了社会生活。这种不接地气的梦想必然削弱电视媒体的公信力，电视娱乐文化也成为了分离世界的时代注脚。

电视娱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奇观图景的勾描打上了大众文化的烙印。正如斯特里纳蒂所言：“大众文化剥夺了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是应用在更有建设性、更有用的追求上面去的，如艺术、政治或者更新万象的民间文化。其次是大众文化确凿无疑对其观众施与了有害影响，使他们麻木不仁、衰弱而失去抵抗力，如此成为控制和剥削的牺牲品。”[4]那些铺陈物质空间的电视娱乐节目，在展现人们物欲的同时，无形之中占据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剥夺了人们思考与休闲的时间，麻木了“电视人”的神经系统，降低了大众的思考能力，让电视娱乐文化逐步沦为社会嗤之以鼻的糟粕文化。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电视娱乐的确为大众树立了时代的偶像。在电视益智节目中，那一个个通过层层选拔获得家庭梦想的选手成为了大众的崇拜对象；在电视选秀节目中，在舞台上优雅而高调地展示自我形象的人们，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成为了观众膜拜的对象。他们的行为甚至会掀起一股新的时尚，引发社会的新话题。电视媒体不断地渲染着梦幻的情感张力，试图影响观众的行为。电视娱乐节目以全息技术支撑，营造真实的幻象，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让每一场演出都扣人心弦，同时配以舞美、灯光、音响，让电视娱乐更加立体，让观众不时地为电视塑造的偶像而狂欢。当参赛者获得《开心辞典》的超级丰厚的物质奖励的时候，场内外观众无不对这个参赛者表示敬佩，跟着他们领奖的步伐而在线狂欢；当表演技巧赢得啧啧赞叹的时候，《非常6+1》舞台上选手释放着明星的魅力，“星范”十足的他们成了观众热捧的对象。这一切都是电视媒体努力的结果，也是大众的一个梦。

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涌向我国之际，草根性、平民性的娱乐成为了媒体争先恐后的标榜口号。以《幸运52》为代表的电视益智节目以及以《非常6+1》为代表的音乐比赛节目都打出了平民化的口号，以期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这一场场比赛。但是他们真正做到了“大众化”、“民间化”吗？这只不过是他们与大众玩了一场游戏罢了，是不能当真的。那些走上荧屏的“大众”人物都是媒体经过千挑细选、层层选拔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电视媒体以强大的影响力，娱乐塑造偶像人物，感染观众，实则在演绎着“霸权”的文化意指。葛兰西认为：“霸权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5]电视媒体通过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获得了传媒的重要席位，这也成为他们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影响收视份额的资本。在竞争优势明显的情况下，通过娱乐的手段，来实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让更多的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粉丝，为他们的娱乐方式而狂欢，以达到加固与提升其竞争地位的目的。

电视作为一只隐形的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电视娱乐通过建构一系列的神话元素，诸如梦想、偶像等来操控文化发展方向。电视娱乐所制造的神话，让大众在感性中膜拜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视方式，由外而内地透视当下的娱乐状态。

二、神话制造：真实的自我？接近的现实？

在电视文化崇尚神话的膜拜价值之时，娱乐文化“通过一系列的编码与伪装，将无数的信息灌输到影片的叙事中去，通过神话的制造，它悄无声息地弥合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巨大缝隙。”[6]电视娱乐节目通过制造神话，来塑造娱乐的新形象，让娱乐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控制大众的行为，制造了全民造星狂欢的娱乐想象。

在当代中国，“全民造星”的流行也不过七八年的时间。2005年湖南卫视的颠覆之作《超级女声》的热播，让全民造星成为社会的流行话题。随后，各类平民选秀节目纷纷登场，《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花儿朵朵》等不时掀起收视狂潮。但是远远不能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相抗衡。在这个自我张扬的时代，只要敢于抛头露面，就有可能成为媒体包装的对象、众星捧月的聚焦性神话。“制造神话”无疑成为了电视娱乐文化当代注脚。有人认为，“平民神话”的建构依赖于全民的参与。因为平民偶像的诞生，与民众的参与有着极为密切的勾连。比如，在整合《超级女声》的赛事过程中，民众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拉网式的海选阶段吸引了众多有“歌唱”、“星梦”的少女的疯癫加盟。为了一张参赛的报名表，她们要在长长队伍中，忍受着长达数小时的煎熬。等待是焦急的，也是兴奋的。海选的壮观景象，是民众力量的一次集合。其次，在每一场比赛中，短信的支持、现场的投票，是大众形式话语权的一种重要形式，刺激着全面的参与欲望与情感体验，满足着大众一种莫可名状的动机。再次，聚合了大众力量的粉丝群体的集体狂欢与呐喊，折射出当代大众娱乐文化的种种狂欢表象与消费心理。喧嚣的场景试图遮掩着电视娱乐的意识形态，展现了外表华丽、内心惆怅的娱乐景观。丰盛变为虚有其表的一种表象。因此，寻找另一种方式消费成为当代大众的心理需求，制造一种符号和形象的消费显得迫切。李宇春、张靓颖等大众偶像的诞生成为了民众的精神自慰。

由于电视自律精神的缺失，选秀节目屡屡遭遇诟病。话题炒作、煽情故事等无不让浸染着当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判断，广电总局对此进行了监管。比如，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在此起彼伏的声讨中被叫停。全民造星在各类批评中走入了一个低谷期，但是全民造星的那份热情依然还在。尤其对电视人而言，通过打造民间新星，可以提供观众的识别度，斩获较高的收视率。东方卫视推出了《中国达人秀》，该节目不分才艺的种类，只要在某一个领域有一定特长，都可以来展现自我才艺，涌现出了一批民间的达人，诸如，四喜丸子、菜花甜妈、乌达木、刘伟、郑桂桂。《中国达人秀》塑造的偶像似乎比《超级女声》更加接近现实，尤其是观众在他们身上找到认同感时，仿佛出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中国达人秀》的出现似乎更让人兴奋。观众兴奋不是节目的文化价值，而是视听盛宴与人物故事，这些才是贴合观众心理的重要因素。

继“超女”之后，《中国好声音》以新的文化姿态演绎着当代电视的奇观现象，缝合了人们断裂的价值取向。节目在营造感的同时，重置了电视话语。随着导师椅子的转动，选择权利发生了逆转。这是选手第一次以主动选择的姿态赢得了话语对等的机会，这是大众话语权对战精英话语权利的一次胜利。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磨砺，梁博、吴莫愁、吉克隽逸、金志文四位实力选手创造了新时期的神话精神，成为了媒体与大众的焦点。当我们再度反思其神话精神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所谓的神话只是一个表象。商家、媒体、导师的话语权深深植根于“好声音”选择的每一个细节。“好生意”学员的自我神话建构并不能真正代表大众意愿。

从《超级女声》到《中国达人秀》，再到《中国好声音》，这些娱乐节目给观众带来新的视听盛宴的同时，观众热情的参与与疯癫的支持，重构了娱乐神话形象。全民造星、自我建构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心理状态。从众心理加速了造星的进程，让许多没有主见的人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中失去了判断力，并在舆论领域的引导下，感性而疯癫地奔向了神话制造的过程。

波德里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大众传媒和文化企业提供的消费型文化或流行文化并非真正的平民文化，不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而是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和制造的自上而下的通俗文化。”[7]按照波德里亚的说法，电视娱乐文化不是发自民间的一种文化形式，而是由电视媒体制造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通俗文化，这种通俗文化只是存在于社会，并没有真正走入社会。从这一角度来讲，电视娱乐的神话制造，并不是对大众心态的真实反映，而是电视与商业利益集团的一次合谋，其最终归属是商业逻辑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观之，电视娱乐文化制造各式各样的神话形象，不是一种单纯社会现象，而是集合了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的一种症候。曾让大众膜拜的神话价值，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0YJA860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4.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4][5]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30—39.

[6]贾斌武.全民神话的审视——白日梦式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电影评介，2009—19.

[7]何林军.当代消费神话与文化命运——波德里亚思想管窥.文艺理论研究，2006—05.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