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近日在中國人大網公布並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二審稿不僅對現行《著作權法》做出了較大的修改，其針對一審稿亦做出了一定的夯實及補充。

　　作為知識產權行業的從業者，同時又是網絡視頻行業從業者，筆者希冀以二審稿之於視頻行業的影響為切入點，從加大司法保護力度、統一權利人認定及提高法定賠償共3個方面，淺談對二審稿的看法。

　　將“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及其他視聽作品”納入《著作權法》項下的“作品”之定義中——

　　加大對視聽作品保護力度

　　我們觀察到，一審稿即已將現行《著作權法》中“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改為了“視聽作品”，而此次二審稿進一步對“視聽作品”作出了分類，即將“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作為“視聽作品”一部分進行了區分。該修改較大程度地破除了目前相當多數量的視頻作品無法落入現行《著作權法》項下“作品”之定義而受法律保護的窘境，將使得更多應通過《著作權法》予以保護的作品得以囊括在法律保護之范圍內。

　　盡管與一審稿相同，立法者仍未對何為“視聽作品”予以明確定義，但從立法安排上來看，其無疑針對目前實踐中常見的視頻剪輯、短視頻、網劇等與“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存在較大區別的作品進行了區分。我們認為，此定義將對目前司法實踐中難以歸類或存在爭議的特殊類型的作品進行更好的保護。比如，在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與廣州華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案中，原被告雙方對於涉案作僅36秒的短視頻是否構成《著作權法》項下的作品曾產生過爭議。盡管在本案中，法院從認定相關智力成果的三要件為出發點，最終得出相關短視頻構成類電作品的結論，但此判決一出無疑突破了實踐中對類電作品的一般認識。而若最終該條之內容能得以通過，不但前述36秒的短視頻是否構成作品將不再構成各方爭議焦點，同時亦明確了對於日新月異的新型視頻作品而言隻要作品具備視聽屬性，即屬於《著作權法》項下“作品”之定義，便得以名正言順地獲得保護。

　　夯實“制片者”表述，採用“由組織制作並承擔責任的視聽作品制片者享有”作為權利人認定標准，厘清了目前行業中對“權利人”認定存在的矛盾——

　　豐富其他視頻作品權利人認定方式

　　由於現行《著作權法》中並未對“制片者”作出明確定義，而影視視頻行業中在針對署名的方式上各行其是，比如會採取“出品方”“攝制方”“聯合出品方”等各類不同的表述方式，而究竟哪一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制片者”可以說仍是法律上的“真空地帶”。目前在司法實踐中，為了完善自身的權利，權利人一般會以片尾署名出現的全部公司視為完整權利鏈中的權利人，且法院在認定是否具有完整權利之時，一般也以通過審核是否具備片尾署名中全部署名單位（個人）之授權文件來認定版權的完整性。但實際操作中，一方面容易造成（末端/最終）權利人巨大的工作量，需要逐一向署名方要求提供授權文件，以茲証明相應的權利﹔另一方面，事實上許多署名者僅有署名之權利，且部分權利人不便乃至無法出具相應書面文件，進而導致版權鏈的斷裂而致使權利人無法維權。因此，二審稿中對“制片者”這一模糊概念予以明確，將有助更好地認定明確的權利主體。

　　此外，二審稿除了將“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做了明確的規定以外，對於不屬於合作作品或職務作品的其他視聽作品，賦予了由作者及制作者共同商議之權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作者權利的保護，削弱了制作者在此的地位。

　　當然，我們理解，無論是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抑或是簡單的視頻剪輯等其他視聽作品，隨著觀眾對美感的要求不斷提高，事實上此類作品從籌備到發行一般均需由多家公司共同合作，故此，編劇、投資方、出品方、承制方之間關系復雜。所以，盡管二審稿相較於現行《著作權法》就權屬認定問題進行了較為翔實的規定，但相較復雜的行業實踐仍顯簡單，在確定著作權人時仍需對合同的具體約定進行明確。

　　引入“懲罰性賠償”，極大提高了法定賠償額度——

　　減輕被侵權人舉証責任

　　此次修正案關於賠償金額的調整，凸顯了國家層面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對視頻行業而言也是空前利好。從目前的主流判賠金額來看，法院主要還是以法定賠償限額為准，即在人民幣50萬元的范圍內酌定相應的賠償金額，而對於視頻行業而言，賠償金額無疑是杯水車薪。

　　以網絡視頻平台而言，要在平台上傳播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首先需要花費重金採購或投資相應作品，而后又需要承擔高昂的帶寬及服務器成本以確保用戶能夠欣賞到優質且穩定的視頻播放服務。由此可見，普通的網絡視頻盜版行為對版權方及平台方將造成的損失極大。但可惜的是，由於視頻觀看行為等均系通過網絡行為發生的虛擬行為，對於權利人而言根本難以直接提供証據証明某一視頻的盜播行為對公司產生的具體、直接損失，故在過往的案件中由於無法提交更為充分的証據，權利人隻能接受法院酌定的較小數額的法定賠償。

　　在目前已經進行的《著作權法》修訂過程中，尤其是二審稿，立法者取消將“權利人由此受到的損失”作為適用“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標准的前提，同時也明確了“可以參照該權利使用費給予賠償”。這些具體的規定有助於權利人得到更多的保護，並減輕已十分嚴峻的舉証責任。同時，我們認為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侵權人的違法成本，對其今后侵權行為亦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當然，除了前述筆者提出的具體內容，本次二審稿在“作品”的定義等均進行了進一步修改與補充，我們也將持續關注本次《著作權法》修改，共同推動《著作權法》修改工作有序進行。（作者系愛奇藝公司法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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