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認為人本身就是目的，這個命題看似簡單卻深奧非凡。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既然人是目的主體，那就應該一切從有利於人的生存、合作、發展出發，西方所謂“愛鄰猶己”、東方的“仁者愛人”都體現了此意，“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當代適應新環境的大愛主張。

非常不幸的是，當下的世界傳播輿論場失去了這種溫情的向往，在西方強勢輿論的牽引下，從“后真相”這類罔顧事實的新聞亂象，發展到對新聞倫理的迷失混沌，也就是說，居然可以把完全喪失傳統倫理的事實解讀為合理的現象。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造成10多萬人離世，官方與媒體對此認為似乎不太值得予以深入報道，更未為此進行社會性的倫理反思，當然也沒有推動形成公眾輿論的強大壓力。

這是不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倫理返照呢？凡此種種，迷失現象擴散到了他們對內對外傳播的各種場合，以至於別國防疫做得好的，可以解讀為做得不好，所謂嚴控措施妨礙人性人權都是理由。而當別國一旦有點疫情反復出現時，則倫理依據隨即反轉，立刻從原來自己的主張走向反方向的主張，給人感覺好似“翻臉比翻書還要快”，不知道他們的倫理主張到底是什麼。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已經意識到，現在到西方輿論場上不僅很難找到真相，也很難找到過去被他們普遍認可的倫理立場，導致地球村的情緒失控壓倒了倫理清醒，人際關系從“與鄰為善”，退化到“以鄰為壑”，進而違背“人的本身就是目的”善意倫理主張，在新聞中處處顯示“以鄰為敵”。

這是不是一種與“后真相”相匹配的“后倫理”現象呢？不僅學術界有這種觀察的初步結論，而且廣大受眾也有很多直觀的感受。這兩種現象的互為助倀，在本來應該團結起來抵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下，直接破壞了相互信任，助推了風險的加劇。

在新聞傳播界，戰后發展起來的哈貝馬斯交往學說有一個基本觀點，即認為“真誠是交往理性的起碼條件”。就新聞報道題材而言，真誠看似與一切有關，似乎什麼也不是。不過，哈氏早就指出，溝通有效性需要四個條件：可理解、真實、正當、真誠。這裡面除了真實這個條件外，可理解、正當、真誠都與人際的交往倫理相關。現在，西方媒介似乎忘記了這些，把抹黑、曲解甚至敵視作為內在的動力。

“主體間性”亦是哈氏交往理論的一個重要論點，通俗地講就是世界永存不同，主體盡管各異，但有著可以談的空間，這個空間的特性是既相容又相異，前提是各自都認同隻要有善意，就能相互溝通。

在當下這個新冠病毒肆虐的世界上，人們一邊要與病毒搏斗，一邊還要匡正被西方強勢媒介毒化了的輿論環境。但是歷史早就告訴了人們，以善為核心的倫理學諸學說，從來都不是在順境中產生的，不管人願意不願意，沒有對反倫理行為和輿論的匡正，沒有對非正義的壓力，就沒有相對平和的環境產生，也沒有主體間性存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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