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全球面臨嚴峻挑戰。面對全人類共同的敵人，中國戰“疫”如何影響世界？海外戰“疫”又將怎樣影響中國？今天我們邀請三位中央媒體駐外記者分享海外戰“疫”見聞，透過他們獨特的視角，一起觀察全球應對危機的舉措和進展，感受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克時艱的互助和努力。

新華社駐日內瓦分社首席記者陳俊俠：

那些溫暖人心的話都是記者問出來的

“中國人民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犧牲，他們正在為全人類做出貢獻。”——2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世衛組織總部接受我提問時，首次對中國人民的抗疫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在中國以巨大犧牲為世界爭取了抗疫准備時間、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卻不時借機攻擊中國之際，他的表態對世界正確看待中國抗疫的歷史意義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乘訪問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之機，古特雷斯當天臨時決定去世衛組織總部與工作人員座談，以褒獎他們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努力，新華社是唯一應邀進入會場的中國大陸媒體。古特雷斯表示可回答現場記者兩個提問，我“搶”到一個寶貴的提問機會。

我用法語提問：“中國人民正咬緊牙關抗擊病毒，尤其是武漢處境艱難，您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表達？”古特雷斯首先感謝記者“提了個好問題”，然后動情地表示，中國人民為盡量減輕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以犧牲正常生活的方式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聯合國秘書長的話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正是這一表態在國際上最終確立了“中國貢獻論”，而不是“中國責任論”。

回顧這次提問，我曾考慮提“聯合國將有哪些具體措施支持世衛組織防控疫情”之類的問題，最終決定提前面的問題，是出於議題設置的需要。聯合國此前尚未給中國人民“戰疫”定性，在我看來，古特雷斯此時講幾句中肯的話，不僅能肯定中國的貢獻，更可給予艱苦抗疫的中國人民以精神支持。

此次議題設置的傳播效果不錯。新華社外文稿件播發后很快就被路透社等外媒轉引，而中文稿件則被國內1000多家媒體採用，成為國際疫情報道的一個小高潮。

國際新聞領域是個“戰場”，面對西方媒體的抹黑，中國媒體應善於設置議題引導國際輿論，展示中國正面形象。議題設置是新聞傳播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重要國際場合勇於提問、善於提問，則是議題設置的關鍵。

鑒於世衛組織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我堅持參加每一場世衛組織記者會，帶領團隊爭取每一次提問機會，力爭在這個權威平台上更多發出中國聲音。有段時間，新華社記者每次都第一個得到提問機會，也總能問出世界關注的問題，被外媒記者稱為“新華之問”。

目前，世衛組織記者會已成為中外記者搶奪話語權的重要平台，如果我們不提問，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完全可能被淹沒在西方媒體別有用心的“輿論引導”中。“中國有沒有隱瞞疫情數據？”“中國要求國際上不實施旅行限制，為何在國內斷絕了武漢和其他地方的交通？”等是西方記者最愛問的問題。

新華社駐日內瓦分社首席記者陳俊俠（右二）採訪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

“我對他們（武漢人民）表示感激，感謝他們的合作，他們所做的，不僅是在保護自己（國家）的人民，也是在保護世界其他地方。”“中國所採取的大規模防控行動讓世界更加安全，不承認這一點是錯誤的。”……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一句句溫暖人心的話，都是我和同事們在記者會上“問出來”的。正是這些來自國際的正面聲音，有效影響了國際輿論，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努力和貢獻。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北美總站記者殷岳：

應對危機不應有“時差”

到了4月，美國終於建議民眾戴口罩了。

在此之前，我戴口罩走在路上時，迎面走來的路人會閃躲﹔有中國媒體同行戴口罩打車時，被認為是病人而遭拒載﹔更有同行戴口罩參加白宮記者會，被好奇的外媒記者拍照報道。

在這背后，固然有著文化差異——美國人的觀念中，隻有病人才戴口罩，以避免把病毒傳播出來﹔但另一方面，美國官方一直沒有特別認可口罩的防疫效果——即便是呼吁戴口罩，也僅僅是“建議”。

美國疾控中心在4月初發布了《口罩佩戴建議》。除了告知民眾如何正確戴口罩，《建議》也教大家如何用布料自制口罩。這篇《建議》的標題是：用布料遮面，幫助緩和疫情擴散。

但對4月初的美國疫情形勢而言，沒有比“緩和”更不沾邊的形容了。4月1日，全美確診案例突破21萬，而在3月1日的時候，美國還隻有約30例確診。4月以來，美國單日新增確診案例都保持在2—3萬左右，觸目驚心。

《建議》公布后，在首都華盛頓，人們幾乎一夜之間都戴上了口罩，我甚至看到有人把整條圍巾纏繞在臉上。幾個月以來，終於能大大方方戴口罩出門的我不禁有些感慨——原來所謂的文化差異，並不是導致美國人疏於防范的根本原因。

是什麼導致美國疫情形勢急劇惡化？白宮和衛生專家各有解釋。但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美國和中國在“戴口罩”這樣一個如此基本且無害的防疫措施上，前后差出幾個月的時間？

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與美國，自然時差明明隻有12個小時。在對新冠疫情的認知和重視上，卻生生出現了幾個月的時差。回顧中國疫情形勢嚴峻的幾個月，中國對病毒傳播特性的最新研究發現，中國防疫政策背后的邏輯與必要性，是否被美國媒體客觀嚴肅地報道？又是否被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們認真看待？

3月24日，《華盛頓郵報》前駐華記者EmilyRauhala在推特上，就美國的疫情形勢發布了這樣一段話：“當前危機最痛苦的一個教訓，莫過於美國不能，或是不會去體會中國的痛苦。美國出現的每一種可怕的情況，都曾經在武漢出現過。我們當時報道了，但沒有人在意。”

換句話說，美國疫情擴散至此，應對過程中多少彎路，本可因中國的抗疫經驗而有效避免。

曾獲普利策獎的國際公共衛生專家勞裡 加勒特在《信任的背叛：全球公共衛生的坍塌》一書中提到這樣一個觀點：在面對全球流行病時，醫院只是最后一道防線，社會公共衛生系統才是至關重要的。

全球化編織的密集交通網，不僅方便了人員流動——曾經隻在村落流行的瘟疫，如今可以輕易擴散到全球。這意味著全球公共衛生系統的示警、排查、防御能力，也要實現全球化的升級。這其中，也包含新聞記者的使命。

很多流行病學家都相信，這不會是人類經歷的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病。希望當下次人類面臨類似的危機時，新聞記者同樣能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系統中的一環——通過對新聞事件的客觀報道，讓真實信息比病毒傳播得更快。希望處於命運共同體中的全球人民，能夠在對危機的認知和應對上，不要再平白出現令人觸目驚心的時差。

中新社韓國分社首席記者曾鼐：

“紅色預警”下的鄰裡情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句家喻戶曉的俗語，是中韓抗疫最真實的寫照。

1月20日，韓國確診首個病例。那時我剛從北京開會返回首爾，對新冠肺炎毫無概念。此后一個月，韓國確診者無顯著增加，社會秩序正常，隻不過口罩漸成搶手貨，在餐廳常有服務員詢問武漢情況。

那是中國的“至暗時刻”。韓國社會亦有猜測和焦慮，但各方鼓勵令人感動。“雪中送炭、患難見真情。”在首爾市廳廣場大屏幕和多個地鐵站內，循環播放“支持中國抗疫”短片。首爾市長朴元淳錄制視頻“要報恩”，宣布向中國12個省市捐6億韓元物資。5年前，韓國飽受MERS之苦，北京曾“力挺”首爾。

“一定要把對中國醫生的敬意和對武漢民眾的慰問轉達給他們。”在採訪韓國醫師學會傳染病專家崔在旭時，他反復囑咐我。

媒體上，“大長今”李英愛等明星、成均中國研究所教授等眾多韓國專家，紛紛發聲支持中國。韓國總統文在寅“助鄰即助己”的講話刷屏網絡。不少素未謀面的普通人向中國發起捐款﹔為此，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成立了捐款專用賬戶。

誰也不曾想到，韓國疫情一夜間大暴發。

2月19日，韓國突增20多例不明路徑感染者，大邱“新天地教會”出現超級傳播。僅一周，感染者激增700多人，至2月底，單日增長峰值近千人。

毫無聲息、一觸即發 ，這是新冠肺炎病毒蔓延的特征，也正是其可怕之處。平靜的生活被攪亂，韓國社會陷入恐慌，防疫物資緊缺：口罩、消毒液、酒精……各大超市上演搶購潮，政府對口罩按生日尾號實名“限購”，每人每周僅可買2隻。全國進入“紅色預警”，官方要求民眾保持社交距離。

在疫情“重災區”大邱，僑胞行動起來。我在採訪中遇到大邱 慶北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肖娟，她已在當地生活10多年。中國疫情嚴重時，肖娟曾聯系數批物資向家鄉捐贈，手上正巧有少許留給家人的口罩。

“都捐給韓國吧。”肖娟的父母給她發短信，告知國內情況好轉，不用寄送。她給我發來數段小視頻：自己站在一盒盒紙箱前，裡面是向大邱醫院捐贈的口罩、紙尿褲等，並留言道：“也許這是這輩子做得最有意義的事情。”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們自發籌措一批口罩向大邱捐贈，配詩“道不遠人、人無異國”，這是新羅時期旅唐學者崔致遠名句。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時接受採訪時如此感慨：“中韓兩國休戚與共，守望相助。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危難時韓國人民伸出的援助之手。”

中新社韓國分社首席記者曾鼐在首爾街頭採訪。

3月，中國政府、企業的大批捐贈陸續抵達韓國。走進仁川機場倉庫內，一箱箱的防疫物資上貼著中韓國旗，格外惹眼。現場韓國紅十字會的一個工作人員與我攀談，稱“最近太忙了”，之前負責聯系韓國物資運送中國，如今又忙著接收中國捐贈物資。他看起來有點疲憊，但毫無怨言，幾句“吐槽”都帶著笑意。

歷經幾個月艱難的“阻擊戰”，中韓兩國迅速壓平曲線，合力抗疫成就了一段國際合作的佳話。如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副秘書長曹靜在採訪中所言，各國是共生、共存、共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病毒是人類共同敵人，沒人能獨善其身﹔經過疫情考驗，中日韓經濟將重拾活力，三國間的友誼與信任將進一步增強。

近來，韓國疫情趨緩，截至4月24日，連續一周單日新增病例維持在10個左右。首爾廣場上，被春雨浸潤的草坪愈發顯得青翠，中間拼出兩行醒目的文字：“我們都是英雄”。（本文內容分別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新社提供，轉發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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