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座教授王小甫。攝影/於凱

人民網成都12月15日電 2019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今日上午在成都召開，此次對話會以“邁向新時代的中日韓文化合作”為主題，邀請中日韓三國媒體界、文化界的領導和代表與會。

人民日報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座教授王小甫在會上作主旨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尊敬的方江山副總編輯、主持人，各位嘉賓、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出席今天在這裡召開的“2019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我發言的題目是“返本開新，共同開創東亞文化合作新時代”。大家知道，中日韓三國共處東亞同一地域，古代就產生並發展起了特殊密切的文化關系。中國的漢字有形、音、義三要素，特點是以形定義，便於不同語言間筆談交流思想，因而很早就傳到了周邊地域為其使用。至少在中國漢代，漢字就已經成了韓半島上人們表達思想和記述語言的工具。7世紀開始有所謂“吏讀”，即用漢字的發音表示韓語裡的助詞、助動詞等，夾在漢文中間，作為幫助閱讀漢語文獻的工具。雖然現在韓國文字不用漢字用諺文（拼音文字），但兩千年的漢字使用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據說現代韓國語文裡還有近70%的漢語借詞。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經由韓半島傳到了日本。據《宋書·蠻夷傳》記載，宋順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中國，使臣帶來的表文純屬漢文。從和歌山縣隅田八幡神社所藏人物畫像鏡、熊本縣船山古墳所出鐵刀和琦玉縣稻荷山古墳所出鐵劍的銘文看來，當時日本也用某些漢字作為音標，但文字仍然全為漢字。8世紀以后，日本受梵文啟發，利用草體漢字造平假名，用楷體漢字偏旁造片假名，這種音節文字和漢字一道沿用至今。

到了1400年前的中國唐代，使用漢字的東亞地域各國文化關系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當時中、日、韓三國文化顯示出一些重要的共性，日本學者西島定生在其名著《日本歷史的國際環境》中將其歸納為四點：1、以漢字表達的種種文化模式﹔2、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倫理道德﹔3、以中國大乘佛教為宗教信仰﹔4、至唐代臻於完備的律令制國家體制。不言而喻，漢字文化，儒家思想，佛教信仰，律令制度這些文化特征都是以漢字為基礎並以漢字為傳播媒介而形成的。因此，西島定生把東亞世界稱作“漢字文化圈”。這一說法在國際學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漢字文化圈”在東亞各國影響深遠。李氏朝鮮時代世宗朝的史臣鄭麟趾在其所著的《高麗史·刑法志》中就說，高麗一朝的典章制度，大體都是模仿唐朝，至於刑法，也是採摘唐律而制定的。日本在七世紀中大化改新后才開始有刑律，其所制定的《近江令》、《大寶律令》等著名法典，都是依據唐律制定的，后來頒布的《養老令》也基本沿襲唐令。日本古代中央官制的“二官八省”顯然也是仿唐制建立的，日本內閣各部現在仍然稱“省”。當然，正如古代日本文化形成經歷了‘從唐風文化到國風文化’的過程一樣，所有上述學習和仿制也都是日、韓文化自身發展形成的進程。東亞“漢字文化圈”是東亞各國文化共同發展的成果。唐代史官吳兢撰寫《貞觀政要》，編集唐太宗貞觀年代實現太平治世的成功經驗，“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意思是希望領導人、政治家能夠學習貞觀年代的成功經驗，並使之在國家建設、社會發展中發揚光大。是書編成以后，很快就成了當政者的政治參考書。大約在9世紀，《貞觀政要》又傳到了新羅、日本等國，被列為王室、幕府的政治教材。出於對開明政治的模仿以及對太平盛世的向往，日本清和天皇甚至再次採用貞觀年號（859年四月十五日至877年四月十六日）。

習近平主席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面對新時代，世界向何處去，東亞該怎麼辦？習主席的戰略判斷不由讓我想起盛唐時代我們東亞三國的共同經歷。中、日、韓三國地域密近、同文同種，面對機遇和挑戰，我們不妨返本開新，重拾當年建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成功經驗，一起盡快積極行動起來，共商共建區域命運共同體。在這方面，中、日、韓三國文化界首先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漢字文化傳統，相較其他地域，我們有著開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的無可比擬的條件和優勢。如前所述，唐宋時代傳播的儒家思想已經成了我們三國共同的精神文化財富。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價值觀如仁義、中和，“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者立人，己欲達者達人”，對於今日世界國際關系，對於區域合作和民心相通，都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我們有理由廣泛開展合作，使儒家思想這些價值觀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新時代進一步發揚光大﹔同時互學互鑒，促進新時代東亞文明的和諧構建，向世界文明進步貢獻亞洲智慧和力量。要做到這些，顯然有賴和諧共存的願望與和平交往的行動。所以，“漢字文化圈”的建設經驗，仍然值得汲取。我的發言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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